刘伶在七贤中以酒著称，堪称酒神。放荡不羁不足以形容刘伶的酒品，刘伶饮酒可谓荒诞至极，颇有些返璞归真的意味。《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3]有人认为刘伶饮酒裸身的习性师承阮籍，但他的酒品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在当时的社会礼法中，刘伶的习性必然为人们所不齿，然而他的身上却真正焕发出原始的生命力，从礼制中跳脱出来，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他被称为酒神，而酒神精神也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的洒脱自如、与世无争，是世俗中的人们几乎无法达到的境界。

　　《酒德颂》是刘伶的代表作，全文如下：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2]

　　刘伶是以“大人先生”自况，以酒为生活的根本，通过饮酒与天地相亲，与万物相交，与自然相融。在这样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之下，那些名教的礼乐纲常，世俗的道德名利，都如同蝼蚁般微不足道。

　　不仅是刘伶的《酒德颂》中有“大人先生”这样的人物，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的大人先生，嵇康的《卜疑》中“超世独步，怀玉被褐”的宏达先生也是完美体现酒神精神的人物。这三个人物是他们三人心中所怀有的酒神精神所凝聚成的理想人物，拥有他们自身具备或不具备的一切。他们依照理想中的形象，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升华。

　　三

　　通过阮籍、嵇康和刘伶三人，基本可以了解到竹林七贤饮酒的目的，即避祸、享乐和自我超越。七贤因有着相似的特点而被称为七贤，他们的处境与心态都有共性。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反对封建的礼法制度，因此他们饮酒长啸，恣意随性，抛却礼制。然而他们身处矛盾交织的社会，绝不可能独善其身，或历经坎坷，或谨小慎微，饮酒便成为他们避祸全身的一种途径。受老庄玄理影响，饮酒成为一种享乐，而他们的享乐，是将自己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拉出来，从巨大的悲哀中升华出来，痛苦与享乐融为一体，达到酒神精神的境界。酒神精神更是自我超越回归自然的精神，因此竹林七贤借饮酒完成自我的超越，实现物我两忘。他们纵情饮酒，酩酊大醉，此时现实成为虚幻，而他们的幻觉则超越现实，达到一种真我的境界。西方酒神精神强调回归自然本真，形式多表现为狂欢。对于七贤来说，他们以饮酒为狂欢的形式，达到道家的超脱之境，本身已是一种超越。他们的行为和精神都使他们区别于一般的文人，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因而在饮酒文人中有非典型性。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这样的非典型性代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身上有着类似的酒神精神，他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但古往今来，浪漫主义诗歌作者数不胜数，李白却只有一个，可见酒神精神将李白推向了一个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一个观点：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4]在他看来，“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4]。他以阮籍和嵇康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七贤之一，但他拒绝让自己的儿子加入七贤，可见他并不真正赞同自己的行为。同样，嵇康在《家诫》中教导儿子做一个庸碌的人。鲁迅先生认为他们是身在乱世中，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狂放不羁的姿态，实则也是避祸的手段罢了。

　　尼采在提出酒神精神的同时也提出了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意味着一种痛苦，通过个体解构痛苦，通过狂欢回归自然，日神精神则是拯救酒神精神的痛苦。尼采又将日神精神称为梦的精神，即白日梦。酒神精神让人处于醉的状态，然而现实的痛苦仍然存在，与狂欢交织。日神精神则促使个体恢复意识，从痛苦中升华出来，达到超我境界。根据鲁迅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竹林七贤的内心都尊崇着一种礼教，但并非他们所处社会的现行礼教。他们正是在酒神精神中承受社会现行礼教带来的痛苦，也在某些方面以日神精神进行自我拯救与超越，但往往他们并不能够全然达到日神精神的境界，而是处于酒神精神中痛苦与享乐集于一身的状态。我们或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具备酒神精神而非日神精神，所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不能真正从中解脱，只在痛苦中狂欢。我们可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并不能从痛苦中解脱，才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再承受同样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