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

　　王安石《题齐安壁》

　　诗中作者选取了日下山色、风中草气、如雪残梅、似云麦浪四个平列的局部场景来组合成一个整体场景，个性化的言志抒情则付之阙如，这与杜诗中平列写景且通篇对仗的创作手法如出一辙。除此例外，“荆公体”中与之类似的尚有《迸月》、《木末》等篇，这也足可证实对王安石而言，平列写景手法并非偶然无心之作，而是一种自觉的创作手法。然而自王安石之后，我们很难在其他诗人创作中再发现类似的平列写景手法的自觉运用，似乎“荆公体”已经成了平列式写景诗的广陵绝响。

　　为何这种创新意义极强的诗体在唐代之后步履维艰？尤其是在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前提下，依旧不能避免平列式写景诗的迅速衰亡？{11}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史进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平列式写景诗在唐代之后迅速衰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艺术进化规律而言，唐代“兴象”诗学的成熟反衬出平列式写景诗在艺术方面的不足，促使平列式写景诗迅速衰落。“言志”诗学范式从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之初即居于主导性的优势地位，而南朝“体物”诗学范式之所以得以形成并盛行一时，一方面是源于当时以文为戏的特殊诗歌语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言志”诗学范式此时并未完全成熟，尤其是其中关于客观外物的描写技巧尚不成熟，这两者内外结合才成就了齐梁“体物”诗风的盛行。“体物”诗学范式优势在于能够细致、客观地呈现对象的存在状态，但缺点同样明显，它仅停留于表象层面，内蕴平浅，缺乏深远的意境。而唐代“兴象”诗学的成熟则标志着传统“言志”诗学范式的升级。“兴象”以叙述者的主观情兴为核心，在本质上仍属于“言志”诗学范式，但它吸纳了“体物”诗学范式中对于客观外物精细描摹的长处，并将“象”（外物）从“体物”诗学范式中的“表象”升级到“意象”的层面，诗歌也显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因此从唐代之后，“兴象”成为古典诗歌中写景的基本手法。与“兴象”诗学相比，平列式写景诗的缺点颇为明显：徒有表层形象而缺乏内在意蕴，意境浅薄。兼之杜甫之后的几位作者均缺乏创新变化，自然最终被后世诗坛所遗弃，这也是文学演进中优胜劣汰规律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在诗史环境方面，平列式写景诗所开创的新型结构模式与诗史发展的主流趋势相悖，这也导致了它的迅速没落。从古典诗学发展尤其是其中关于诗歌章法理论发展的整体流程来看，讲求“意脉贯穿式”线形结构模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杜甫、王安石所代表的这种“主题统摄式”扇形结构的创新意义并未引起后世诗坛的足够注意与合理评价，这对平列式写景诗的生存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杜甫之前关于作品结构的相关论述我们前文已经有所述及，而在北宋中期之后，古典诗歌章法理论中的“意脉贯穿式”结构论进一步发展成熟，且获得了诗坛的广泛认同。如韩驹明确指出“大概作诗，要从首至尾，语脉连属……切勿得一句一联，因而成章”{12}，姜夔强调诗歌中“血脉欲其贯穿”{13}，李涂也强调作诗须“贯穿意脉”{14}，这些关于古典诗歌章法的着眼点均在于传统如线串珠的“意脉贯穿式”结构，这也标志着这一结构理论日趋深入人心。这种诗史环境迫使以“主题统摄式”扇形结构为特色的平列式写景诗生存空间日趋狭隘，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曾引南宋人对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的批评云：“此诗与儿童之属对何异”{15}，这明显是针对杜甫这种缺乏意脉贯穿的写作手法的质疑与批评。杜诗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对其绝句后世则贬多誉少，如王世贞也认为杜甫绝句“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16}，杨慎也认为“（杜甫）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17}，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其结构模式与居于主流的“意脉”模式格格不入，故而倍受抨击。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平列式写景诗尽管在南朝已经出现，并在杜甫手中被开掘出其独有的诗体张力，然而这一诗体的特殊之处并未获得后世诗坛的正确理解，加之其与诗史发展大趋势相悖，自然后继乏人，终至消亡。相对于古典诗史的整体流程而言，平列式写景诗从产生到消亡，时间历程不算长，作品数量也不多，对诗史进程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但作为主流诗学范式之外的一个新型诗歌变体，它在诸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主流诗学范式的吸纳与突破、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演进与消亡等）及其背后潜存的诗史动向都是我们观察、分析古典诗歌复杂演进规律的一个上佳个案，这一诗体也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投入更多精力去加以审视和辨析。

　　注释：

　　{1}{4}{8}刘勰：《文心雕龙》，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页，第151页，第116页。

　　{2}邓福舜：《建安诗歌景物描写的艺术新走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32页。

　　{5}洪迈：《容斋诗话》卷五，蔡镇楚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84-686页。

　　{6}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9页。

　　{7}李延寿：《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南史》（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7页。

　　{9}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

　　{10}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62-263页。

　　{11}曾绍皇：《杜诗评点的文献著录及其观念嬗变——以历代公私书目为考察对象》，《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2}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1、127页。

　　{13}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0页。

　　{14}李涂：《文章精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81页。

　　{15}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4页。

　　{16}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66页。

　　{17}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