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曙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7）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特殊的一类：从内容层面而言，这类诗作通篇皆是景物描写而无抒情言志；从形式层面而言，这类诗作各个部分之间均为平行、并列关系，彼此独立，意脉一句一断。在内容以言志抒情为主，结构注重意脉贯穿的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中，这类通篇写景且平列组合的诗歌确实显得戛戛独造。迄今为止这类特殊诗体尚无专属名称，本文为论述方便，即结合其内容与结构特征称之为平列式写景诗。对于中国古典诗史流程而言，平列式写景诗的出现与发展是对之前传统诗学范式的巨大突破与全面创新，它的演进历程及其背后所潜存的诗史动向值得我们关注。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对此种诗体尚注意不够，直至目前笔者尚未发现针对这一诗体进行专项研究的学术成果，故而不怯浅陋，在本文中尝试简单梳理出平列式写景诗的发展历程，进而探讨其在中国古典诗史中的特殊意义，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萌芽：南朝景物审美独立化与“体物”诗学范式的交融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这一理念使得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之初即形成一个稳定的“言志”诗学范式，并长期占据诗歌发展流程的主脉地位。这种“言志”诗学范式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内容的主观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内容特征决定了诗歌必然以叙述者的主观体验为核心，抒情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叙事、写景均居于从属的弱势地位；其次是结构的连贯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写作模式决定了诗歌中必然有贯穿始终的主观之“情”作为线索来贯连全诗，使之成为一个线形结构的有机整体。“言志”诗学范式虽然主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演进历程，但诗史发展并非单一、呆板的直线推进，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现象序列，其内部既有主导因素的稳定传承，也不乏随着时代文化背景变革而不断出现的新变因素。平列式写景诗正是古典诗歌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衍生出的一种新变类型。

　　就现存资料来看，最早出现的一首平列式写景诗是梁代诗人吴均的一首《山中杂诗》。全诗如下：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吴均《山中杂诗三首》之一

　　从题目和描写内容来看，这首诗属于山水诗的范围，但又与南朝山水诗主流有所不同。对于南朝山水诗而言，尽管其中不乏对自然景物的大幅铺陈，但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仍是诗歌中的核心要素与最终归属，而吴均这首诗却没有任何个性化的抒情言志成分存在。诗中虽也有“见”、“窥”等人物动作在内，但这些动词自身不带任何主观情感色彩，只是为了引出外在的“来烟”、“落日”等客观景物，叙述者的主观情感在全诗中处于完全潜隐的状态，诗歌展现的是一幅纯粹客观的山中图景，这与南朝山水诗从景物描写而来最终归于言志抒情的主观性内容模式已经有了本质区别。从诗歌的文本结构上来看，吴均此诗也显得特立独行。全诗中只罗列了山际来烟、竹中落日、檐上飞鸟、窗里出云四个孤立、并列的场景，并无贯穿始终的物象或情感、行为作为线索，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这与南朝山水诗中以叙述者移步换形的行动顺序为逻辑来贯穿各个景致，最终以抒情言志来归纳全诗的结构方式也截然不同。这种从内容到结构都自成一体的新型诗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这种新诗体的出现实际上是南朝诗史发展中几种诗学现象相融汇而产生的结果。

　　首先从内容而言，通篇写景的平列式写景诗与南朝景物审美独立化这一诗史动向密不可分。前文已经述及，“言志”诗学范式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产生之初即具有浓厚的主观性，故而从《诗经》、《楚辞》至汉代乐府、古诗，与叙述者主观情感直接关联的抒情与叙事一直占据了诗歌中的核心地位，虽然也不乏“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湘夫人》）之类的写景成分，但这些客观景物始终只是作为与叙述者主观情感有共鸣效应的辅助物而存在，自身并非独立的审美对象。然而从汉末以来，这一诗学传统逐渐出现松动，文人诗歌中越来越注重对客观外物尤其是山水景物做真实细致的表现。先是在建安诗歌中出现了“怜风月，狎池苑……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1}这样注重客观描写的倾向，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建安诗歌中，“山水景物已经逐步呈现了独立的审美意义”{2}。随后在正始年间兴起的玄学思潮又在本体意义上确认了山水景物作为“道”之载体的独立价值所在，从此诗人与自然景物之间的审美关系日益紧密、稳固。从嵇康、阮籍，到陆机、左思，再到郭璞、孙绰，景物描写在诗歌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一风潮最终促使中国古典诗歌在晋宋之际完成了“性情渐隐、声色大开”{3}的古今嬗变，它在创作领域中的典型代表即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从这一角度来看，平列式写景诗正是南朝诗史流程中自然景物审美独立化这一风潮的最终产物。但需要指出的是，平列式写景诗和南朝主流写景诗有本质不同。在南朝主流写景诗中，“性情渐隐、声色大开”只是诗歌表达方式的改变，而不意味着“性情”（主观体验）的完全消失，无论是谢灵运式的情景脱节，还是谢朓、何逊等人的融情入景，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仍是诗歌流程中的必要环节与最终归宿，客观景物终究未能成为诗歌的全部内容，也未能获得彻底独立的存在价值，故而南朝主流写景诗仍属于传统的“言志”诗学范式。而平列式写景诗则较之南朝主流写景诗更进一步，彻底摆脱了叙述者主观情感的牵扯，展现出完全客观化的内容属性。同是渊源于南朝景物审美独立化这一风潮，为何平列式写景诗能够摆脱“言志”诗学范式的笼罩而自出新意？其关键即在于它的诗史渊源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源头：南朝新兴的“体物”诗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