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王璞的自述,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移居香港之后即对徐許有过耳闻,不过从零星的议论中她只得到一种矛盾的印象,仿佛徐許是一位通俗作家,又或者是一位非常晦涩的作家,她说这两种作家她都不敢领教,遂未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后偶然之中,王璞读到徐許的一本诗集,这时,一个总被误解与冷落的小说大家终于与他真正的读者相遇了。这样的曲折使她迁怒于那些影响很大的文学史与小说史竟对徐許这样的作家视而不见。尤其,她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徐許小说的不置一词耿耿于怀,愤言“这一失手对中国现代小说读者的误导”远甚当年圣伯夫对“波德莱尔、司汤达、奈瓦尔”的误评。 王璞是将徐許视为与“波德莱尔、司汤达、奈瓦尔”比肩的大作家,所以,才对徐許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或销声匿迹或被误读的命运如此痛心。她深信自己的判断,猜测其内心亦有自比为当年极力推举奈瓦尔的普鲁斯特之意。她深感徐許虽有很多内心赤诚的读者的激赏,但他们多从一种直觉的阅读体验来推崇徐許,而无法给出相应的有力论述。所以,王璞以自视颇高的姿态承担了这个去搅动已经沉寂的文学史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璞即使真的自比为因圣伯夫误评奈瓦尔而骂他一句“恶棍”与“老混蛋”的普鲁斯特,也不算太过。在下面引文中,王璞虽有自谦之言,却仍可看出几许“自负”之意: 在文学史上,这也不是史无前例的事。陶渊明被埋没了一百年,连司空图都看走了眼,把他挖出来一半,列为四等诗人。直到梁太子发言,才把他完全挖出来。我在这里对徐許的挖掘,因功力有限,更是连一半都谈不上,只希望至少尽了挖一筐土之力,但愿后有高手,继续挖掘。 于是,当我们看到下面的出版后记时,也应该为作者的一片赤诚而感动: 是他遍布各种文学体裁的杰作激活我写作的热情。使我在这大年纪还终于决心来写作一篇博士论文,攻读博士学位。我想:如果还要写一篇,我还会写他,研究他堪称典范的诗论。 正如廖文杰所言,王璞对徐許的小说真是一见倾心,她那时虽已年近半百,但她对徐許的小说一直无人有真正触及要害的解读实在无法释怀。她既对夏志清的冷落徐許而义愤,同时也感到司马长风对徐許的推崇赞多析少,是打不到实处的空拳,甚至起到“捧杀”的相反作用許。对这种状况,王璞激动地表示:“一个作家要被埋没是多么容易!哪怕他是一位像徐許这样著作等身的人,哪怕他曾经拥有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哪怕他的作品具有如此辉煌的价值。”遂决心“要为挖掘这份文学遗产出一份力。” 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王璞决意避开以往港台作家(如刘以鬯、徐速、南宫搏等)借多谈徐許生前一些似是而非的琐事来增加可读性的做法,她力图从文本当中找到徐許小说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她认为真正优秀的小说经得起任何批评方法的分析,她想以自己的“分析”来回答“他究竟怎么伟大”的问题。在王璞看来,徐許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小说叙事技巧上的创新,他把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各种叙事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技巧相结合,写出近百部格调别样的小说。而在他最为优秀的小说,如《花神》《鬼恋》《神偷与大盗》《江湖行》等作品中,他把这些手段综合应用,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住在香港的德国汉学家布海歌女士,用她异国的目光看到的徐許,更有一种旁观者的意味。据布海歌自述,她1965年来到香港即与徐許相识,以后交往密切,算是徐許生命最后15年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外国朋友。徐許逝世后,布海歌曾著长文悼述他们之间的一些旧事,其中流露的观感对了解徐許有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布海歌大概对那些借怀念徐哥的名义而写些哗众取宠的、表现徐許“性格特殊,好争论”的文章感到反感,所以,她在写了一些她同徐許交往的旧事后说: 我还可以谈很多关于徐許的小事,以反映他那特殊的性格,但我不会离开我观点的范围。对他的同代中国人来说,徐是一个好争论的人,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以为,他有着最完整的性格。他非常诚恳、直率、品性纯良、对自己永远是那么真诚。他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日常生活怀着开放的心灵,和敏锐感应的有数的几个之一。 布海歌没有对徐許的作品做具体的分析,而只整体地谈到徐許的为人,在她的眼里,徐許具备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所应该有的品质,但香港狭窄的氛围限制了他成就的发挥。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徐許将他写作的才华与精力太可惜地消耗掉而过早离世,他本应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她觉得这是徐許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因为,如果徐許是一个科学家,他可以移居外国;但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成熟作家,离开使用他语言的土地,就等于断掉了他创作的命脉。徐許离开大陆来到香港这个说粤语与英语的小岛,就已是很大的损失,移居海外更是无法可想。她最后这样谈到徐許的历史命运问题: “徐許是个产量很多的作家,但流放的生活使他如枯池之鱼。如果他的根不是离开了生他育他的土地,他可以成为一棵叶茂枝繁的树。总之,他是个局外人,只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政治和人生。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肯纪实和热情的作家所应有的态度。”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外交家白佐良,与徐許是十多年的老朋友。1953年他到香港任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任职期间结识了徐許,遂成为甚解徐許才华的知音。按照吴义勤的说法,白佐良与另一位汉学家帕里斯特莱都认为,徐許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白佐良评价徐許的第一手资料,亟待日后遇到再行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