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及海外汉学界评价徐許的几个问题新考

　　一
　　按照王璞的说法，夏志清夏济安弟兄与徐哥之间似有过节。缘起是1960年代一位名叫石堂的人曾撰文批评徐許《风萧萧》的对话“有浓重的洋味儿”，遂引起徐許反击。徐許除对石堂文章进行逐句辩驳，还愤然流露对文学评论界的不满，文中有“艺术难逃帮口，文坛不外派系，身为难民，写文仅图果腹，既不想在帮口刀剑下，得群众之拥护，也不想在派系罗网中，受批评家之赏鉴”云云。王璞慨言，徐許如此不知回避，惹人忌恨自是难免：
　　如此不慎地捅了马蜂窝之后，他又不知回避地道：“竟说些反权威的话，自应在围剿之列。我说‘围剿’，是有根据的，因为夏济安先生已经函请林以亮等发动了对拙文‘太离谱’的红学攻势。”如此看来，几年之后人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他不置一词也就是其来有目的了。
　　徐許没有被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纳入其中，这是许多欣赏徐許小说的研究者所不能释怀的，王璞也在此间。接下来，王璞又将夏志清的这一失手与圣伯夫当年误评波德莱尔、司汤达、奈瓦尔相比：
　　不过，我还是宁可相信，这一遗漏是圣伯夫式的失手，而不是有悖学者道德的意气用事。然而这一失手对中国现代小说读者的误导，确与圣伯夫当年对波德莱尔、司汤达以及奈瓦尔的误评好有一比。不同的是，圣伯夫毕竟是大师级人物，还是没有对这些自己不能理解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视而不见。虽然如此，还是挡不住五十年后，普鲁斯特出于义愤，管这位失了手的一代宗师叫一声“恶棍”和“老混蛋”。
　　1975年，夏志清对没有将徐許列入《中国现代小说史》曾有过表示，似乎对自己的“失手”有些悔意，不过他最后还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不知其内心是否真的为出于成见而成此遗憾感到一个学者的不安：
　　这期徐許专访，附列《著作一览表》，计有五十五种，实在太多了。徐許刚出书时，我看了他的《鬼恋》和《吉布赛的诱惑》，觉得不对我胃口，以后他出的书，我一本也没有看。我这种成见，可能冤枉了他，因为他后期的作品可能有几种是很好的。但一个作家一开头不能给人新鲜而严肃的感觉，这是他自己不争气，不能怪人。
　　可以说，夏志清的这段话，证明了王璞的猜测是基本准确的。夏志清的确对徐許有一种成见，产生之初是觉得徐哥的小说不对他的胃口。他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在1940年代曾有极大影响的徐許不置一词，而对同是1940年代成名的钱钟书、张爱玲却那样出格地大书特书，这的确让人愤愤不平。且不说他认为徐許一开头便给人以不新鲜不严肃的感觉是否客观，单就他对《风萧萧》这样在1940年代风行一时的小说看也不看，就去写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极不严肃的一种态度。他反而将责任推给别人，说“这是他自己不争气，不能怪人”，这样的态度真是有点无赖了。难怪王璞在其博士论文中，要借普鲁斯特出于义愤而管圣伯夫叫一声“恶棍”和“老混蛋”来委婉地宣泄一下她胸中的不满了。
　　不过，在时间的面前，生命都已消失，这些意气之事未免轻微了些。1998年，夏志清回忆往事，想到徐許，也有怃然之意：
　　徐許死的这样早，可说是倒霉了半生。最后一次见他在巴黎，我们都被邀开会，但他并无任务，既无论文念，也不做讨论员，心境一定也不好。但他的小女儿也在场，他特别爱她，我因之对他也有很好的印象，不出一两年他即逝世。我也有些难过。我因早在上海即读了他的《鬼恋》《吉布赛的诱惑》，不喜欢这两种调调儿，故不考虑把他放进《中国现代小说史》内，连《风萧萧》都未看，对他可能是不公平的。其实他晚年在港写的短篇小说，应该算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夏志清的歉意徐許没有看到，而在文学界，也是鲜有人知。只是很多看过徐許作品的人，都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徐許的不置一词而感到疑惑，还以为这位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是因阅读的局限而漏掉了徐許呢。
　　李辉英与徐許都在中文大学任教过，应该是十分熟悉的老朋友了。不过他与夏志清一样，都“不喜”徐許的“这种调调儿”，对徐許小说的不以为然却又颇有读者的情形几乎是带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就《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和《鬼恋》的题材讲，自然不是与抗战有关的小说。大抵又因为取材和文字的较为奇异，一时有人誉之为鬼才。其实人间只有人才，没有鬼才，鬼才要去鬼域寻求了。认真的说，对于我们抗战大业多少是起了消极的作用。
　　李辉英在其本已很简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竟挤出笔墨来揶揄徐許的“鬼才”之誉，其情绪化可见一斑。寒山碧曾在《<鬼恋>——个迷途者的悲歌》中对李辉英过分苛责徐許的作品表示不平，认为“对于我们抗战大业多少是起了消极的作用”的说法未免荒唐。不过，在港台作家中，李辉英是偏左的一派，其文学史观与徐許大相径庭，这样的评价在所难免。徐許逝世，也未见曾是同僚，且多年往来的李辉英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可见不合之绪至死难解。
　　周锦的《中国新文学简史》对徐許的评价几乎是对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评价徐許部分的复述。很多地方连句式都没有变化。他评价《风萧萧》尽管在故事的内容上无可厚非，但“刻意的编织情节、点缀噱头、渲染些小风趣，澈底表现了海派作风。这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无益处。”不过他对无名氏的《北极风情话》与《塔里的女人》这两部总是与徐許小说相提并论的作品，倒无意间说了几句真知灼见的话：
　　“无名氏，模仿徐許的作风，出了长篇《北极风情话》和《塔里的女人》，是抗战期间最恶劣的小说。虽然这些书畅销过，但毕竟是些离奇的神化故事，是遣送时间的消闲书，说不上文学成就。”
　　无名氏模仿徐許的“异域格调”而写烂俗的爱情传奇，确实易使人联想到徐許。所以，他们日后几乎总是被同时提及，严家炎竟专为此二人设一个“后期浪漫派”的名目。不过，若说真有这样的一个流派，最好还是设给徐許一人比较合理，正如孙犁的“荷花淀派”一样。因无名氏的狗尾续貂非但没有为这一“流派”增色，反而为它添了恶名，周锦的话实在不错。无名氏模仿徐許的异域格调而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放大了徐許作品中的商业品质，却遗漏了徐許严肃的生命追问的理想。这让后来左翼倾向的文学史家都习惯于一种想当然的印象而定位徐許，连他那些早期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创作也都一并弃绝。这对徐舒这样表面远离时代主潮，实际上有很深现世关怀的作家，委实冤枉了他的一片赤诚。周锦的评价尽管过于偏激，不过却很深刻地启示我们应该注意无名氏与徐許之间的差异，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看到的几乎都是他们之间那一点表面的相似而已。
　　徐东滨在《徐許与笔会》一文中回忆说，有一次他跟司马长风谈到徐莳，司马长风立刻表示：“徐許有几本小说可以传世，但是实在说起来，他的诗比小说更好。”可以说，在台港、大陆以及海外研究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中，司马长风对徐許的欣赏与推介是最引人注目的，他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多次发出独排众议的评价，力图“搅乱”已经沉积稳定的现代文学史结构层，而欲重新评定徐許的文学史地位。尤为不易的是，司马长风还能从《中国新文学史》非常有限的章节里分出相当的篇幅来评介徐許的诗，显得既有胆识又有文学史大家的发掘眼光。不过，司马长风最有轰动性的言论，还是他认为徐許的《风萧萧》辟除了茅盾的《子夜》、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老舍的《四世同堂》之各自的瑕疵，取得的成就应在茅盾与老舍之上；而且，他甚至在《徐許及其<街边文学>》中流露出“染指”鲁迅文学史地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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