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許这样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出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个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而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是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許的作品相比。也许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理己计。 这样反权威与众势的异声的确在学界搅起轩然大波,不过,多数学院派人士都只一笑置之,并不做认真的学术辩论。夏志清曾撰文批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写得草率,司马长风也曾著文回击。后古远清在《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对此有过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司马长风在香港的文化环境下,同徐許一样为生存而疲于写作,实无夏氏在美国大学里那样安稳的学术研究条件。所以,有的地方未免写得过急与草率,但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是有很多创见,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就包括对徐許的评价部分。夏志清对《中国新文学史》的批评有很多与实情不符,一些评价显示未细读全书而断下苛责,反显得有失一著名学者的严谨。不管怎样,司马长风对徐哥的大力推举,确实让很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徐許,使很多研究相继展开,尤其是徐許在新诗史上的被忽略问题已逐渐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在徐許研究领域,司马长风的努力功不可没。 二 徐速一向称自己是徐許的老朋友,并且在徐許弥留之际曾抱病探视,似与徐許确有真挚情谊。但他在徐許离世后所作悼文《忆念徐許》,却遭到徐許友朋与学界的质疑与反感。徐速文所描述的徐許形象,竟是个不通事理,傲慢孤僻,总想不劳而获,见到人就拉住不停发牢骚,为取得诺贝尔奖推荐资格而钻营,又穷又病又老,无法生存于香港社会的过景文人。徐速以小说家刻画人物的笔法来写徐許,可能为要写得生动,有的地方不免杜撰,甚至将自己的猜测也写了进去。比如,他写徐許另组“香港(英文)笔会”,竟歪曲很多事实而猜测徐許是想借此推荐自己为诺贝尔奖竞选人,关于此事,若看过秦少峰的《谈(忆念徐許)的真实性》与攻车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徐許》两篇文章后,可完全弄清个中缘起。徐速在文中这样说: 《七艺》停刊后,徐許的兴趣又转到搞文艺团体——组织“香港笔会”,由他的好友张国兴教授约我去开会捧场。开会的时候,徐先生拿出一张名单,名单上已经写好了会长秘书和理事,只等我们认可就行了。事后,我才听人说,徐許热心组织笔会另有苦衷,他原来也是参加中国笔会的,但他只是个外围会员,有一个时期他忽然一反常态地热心起来,据说,徐許希望通过中国笔会关系,推荐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实现,所以才动脑筋另组新笔会,是否反求诸己,那就死无对证了。 根据秦少峰文章提供的依据,事实上,徐速被邀参加徐許组织的香港笔会已是这个笔会发起后一年之久的事了,那时,笔会的会长与理事自然早已产生。徐速的说法隐去了他与会的时间背景,显然这是他为自己退出这个笔会而找的一个借口,也顺手描画了一下徐許的“专断”形象。关于徐許另组香港(英文)笔会的起因,徐东滨的《徐許与笔会》有可信的介绍: 一九五五年我的老同学燕云受国际笔会秘书长卡佛尔委托而发起“香港中国笔会”,邀请许多知名作家参加,当然也邀请徐許。他果然出席了随后的一次大会,一连几年当选理事。可是他的意见大多被其他理事认为难以实现;例如他主张扩大为“香港笔会”,邀请外国人参加,就完全无人支持,使他甚为快快不乐。徐許似乎对这项主张甚为执着,所以后来另外发起一个“香港(英文)笔会”,邀请“在香港以英文写作的作家们”参加。 徐东滨是徐許的同宗弟兄,与徐許交往多年,且负责香港中国笔会的秘书职务,对于“笔会”之事属于身历,他的话应该十分可信,可证实徐速的所谓“据说徐許希望通过中国笔会关系,推荐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实现,所以才动脑筋另组新笔会”完全是一种“度君子之腹”的谣诼。事实上,早在徐东滨之前,攻车已于徐許逝世后的第11天即在《香港时报》上披露了徐許被香港中国笔会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详细经过: “笔者以一度负责香港中国笔会的关系,曾接获瑞典诺贝尔基金委员会邀请推荐的函件,因此有关徐許兄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可说是身与其事。一九七二年初,从笔会前任会长罗香林先生接受一批有关文件,其中就括有上述来函,因罗先生业已卸职,这责任就落在笔者身上,在商洽之下,一致认为如果推荐,必须是一位在文学写作上有重大贡献,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历数居港作家,认为只有徐許具备此等条件,于是就决定加以推荐。当我将此意告知徐許时,他很感兴趣,几度会商,随即准备各种资料,包括传略,作品介绍和语文,推荐函件等,由笔者签署,寄经瑞典首都诺奖委员会。” 攻车的文章是1980年10月16日发表在《香港时报》上,而徐速的文章标明写于1981年3月14日夜。可能徐速在写《忆念徐許》时没有看过攻车这篇早已发表的文章,否则,应该不会明知个中详细而偏取谣传。那时,徐速也正抱病,他在写作《忆念徐許》一文不久后,即于当年8月14日离世。不过,徐速对徐許贫病交迫希望受到别人重视而不得的形象实在描画得生动传神,令人读后印象深刻,以致后来国内学者袁良骏在2009年发表的《香港小说史上的徐許》中仍在引用徐速的说法,将徐許在“香港中国笔会”中“只是外围会员”,“连个理事都不给他”,徐許一气之下才退出另组英文笔会的误传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大陆读者对这一事件真相的混乱印象。廖文杰对袁良骏没有深入研究即引用徐速错误的说法,且在之基础上又有所发挥而感到义愤,他在《“为死者常”与“不为死者讳”——试谈徐許生前几篇悼文及其他》中这样愤言: 国内文章谈论徐許晚年,大多将徐速有真有假的说法写出,又大力渲染,变成人云亦云,写来写去,无非只是想说徐許晚年落寞落魄、没有读者、当不上教授、愤世嫉俗等等而已。国内一位文学史家袁良骏在1999年出版的《香港小说史》中除了引述徐速的话外,又附加一句:“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版了十五巨册的《徐許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请看看这哪里是一位学者的态度?徐許以前说苏雪林写鲁迅,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或者将徐抒的说话转赠给袁良骏也很恰当吧? 不过,徐速作为一个与徐許接触较多,又颇有名望的作家,排除他有意夸大其词的说法,其对徐許的文学风神还是有准确的概括—— 凭心而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許的创作技巧是相当突出的,文字流畅明丽,更非一般老作家所可比拟,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后辈,更难望其项背了。也就难怪他那样欣赏落过水的周作人,我觉得他比谢冰心的文字严谨得多了,他的诗也比徐志摩有深度。 他的这些观点也是与林语堂、杨炳辰等对徐許的看法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