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读者反应批评的影响下,文学阅读走上前台,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学阅读成了文学现实化的关键维度,没有文学阅读,文学活动是不完整的,甚至具有某种抽象性。只有切实有效地阅读,文学最终的价值才得以实现。鉴于文学阅读在文学活动中的这种地位以及价值,以文学阅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应运而生。国内出现了很多以“文学阅读学”或“阅读学”为标题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成果在文学理论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扩展了我们的文学理解。然而,多数讨论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言的“阐释的技艺学”,如果阅读学与阐释学的联姻结果是“阐释的技艺学”,那么我们就回到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时代。而且作为“技艺学”,其哲学上的基础就变得很不稳固。因为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很难成为一种“技艺”,“技艺”具有理性和民主意味,是可以规则化和普遍化的行为程序,其过程是可控的,其标准是确定的。然而人类的文学阅读则是多元且易变的,很难程序化,而且从文学的自由精神出发也不能程序化。加之国内文学研究往往勤于吸纳西方具体理论,而疏于进行西方理论建立其上的哲学化思辨。所以我们需要对文学阅读学进行“元理论”的研讨,进行一种缺乏高建平先生提倡的理论“接地性”的抽象反思。 一、理论的焦虑:理性对感性的殖民 诸如美学、叙事学、文学阅读学这类试图通过人类精神的客体化来把握文学经验的尝试都注定是自我解构的。然而这种失败的尝试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成为人们的一种似乎永恒的追求。这是一种人类理性僭越自己的合法领地而妄想殖民人类活生生的感性体验的近乎顽固的本能式冲动。这种冲动的根源是复杂的,既有人类自身对秩序感、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天然好感这类因素,也有统治意识对人类心灵的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还有18世纪以来不那么确定、稳定的人文学科对一路凯歌的自然科学的不无嫉妒之意的羡慕。总之,我们必须理论化不可理论化的人类艺术经验。我们必须把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纳入到理性那光明而条理分明的世界中,最终的理想是精神科学自然科学化。 然而,我们发现哲学家们立足于理性,不断地力图弥合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裂缝的尝试都似乎失败了,理性的殖民尝试不断地遇到感性和对象世界的抵抗。同时另一类较为另类的思想家,如约翰·乔治·哈曼、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乔治·巴塔耶等,也在发出另一种声音,如今竟然已汇聚为一道洪流。于是,我们只好重新面对我们自己的存在,这时发现我们的确根本无法“真正地理解”对象世界,“理解”通常意味着能够从对象那儿获得意义,意味着能够被语言所捕捉。然而我们发现,意义本身就一直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语言捕捉到的东西在交流时又会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差异,语言交流中的各个环节都具有左右意义生成的能力,而这些环节是很难且不能被有效限制的。另外,我们在面对对象时从对象那儿获得的不仅仅是意义,还有除去意义之后留下的东西,那剩余的东西似乎根本无法被语言捕获,然而它又是那么生动、确定。我们心有所感,而口不能言。如果说,在日常交流中由于语言交流伴随着语言之外的辅助信息交流通道,诸如手势、表情、语境以及场域等,从而可以有效交换那些语言之外的意味;而类似公文等非文学性的语言交流则可以忽略那些口不能言的东西。那么对文学性体验的交流来说,作品本身构成的结构所传达的东西是不能通过作品之外的方式有效传达的,任何理论化转译都无法避免价值的损失,那些不能通过语言直接传达的东西才是关键所在。 另外,我们还发现语言的本质就是理性,最具体的语词都已经是—种抽象和概括。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现实性’是无法表达的”“特殊性不可思议”。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发现我们的语言甚至无法描述—杯咖啡的香味。而文学的惊人价值就在于通过作品整体,可以有效对抗语言的理性、抽象本质,于是文学似乎是一种非语言性的语言存在物。对这样的存在物进行理论化拆解是理性时代以来的惯例,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提到歌德对摩尔·门德尔松的评论,歌德“说门德尔松看待美的事物犹如生物学家看待蝴蝶那样。他抓住那可怜的小东西,把它固定起来,直到它鲜艳的颜色褪尽,它躺在那儿,已经是一个大头针下的亡魂了。这就是美学!”美学如此,文学理论如此,文学阅读学尤其如此。 基于上述状况,我们需要追问我们的理性以及与理性相关的一切理论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科。文学理论何为?美学何为?文学阅读学何为?这些当年在理性上升时期意气风发地追随理性的殖民事业的学科,现在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反思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领域,归还从殖民地夺取的权力和各种价值。在人类审美领域需要保留一块理性控制之外的飞地、需要维持神秘感和混乱性的空间,以便让体验和感悟告别理性分析和数学化考量,保持其应有的纯粹性。 那么文学阅读学到底何为?宏观上来说,文学阅读学可以作为“铨释技艺学”,为文学交流提供一种信息交换技术。另外也可专注于阅读程序的描述或设计。 二、作为“诠释技艺学”的文学阅读学 首先,作为一种“铨释技艺学”,它致力于考察文本意义生成的机制,从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相互关系,使意义呈现相对稳定的样态,排除意义生成的偶然性。这里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解释,也就是说,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来揭示隐含的文学价值;其二,考察阅读者获得审美价值的机制,然后通过向读者传授这一机制,从而帮助读者有效合理地进行阅读,即审核阅读资格和造就有资格能力的读者。这两层含义是交织在一切的,在具体论述中很难划定明确边界。这一项任务隐含的目的是交流或社会交换,是为有效交流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以便驾驭现实文学阅读中那些不守规矩、自由混乱的偶然性力量。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铨释技艺学”的文学阅读学的目的就在于稳定、坚实地捕捉文学意义,并且设定,该意义虽然在不同个体那儿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无足轻重的。总体上来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无论对谁都是伟大的作品,所以局部细节上的阅读差异并没有否定文学意义的确定性。 然而,这一方向开始就已经是一个错误。如前所述,一次文学阅读行为在阅读者那儿形成的东西不仅仅是意义。我们回顾我们的阅读经验,我们发现,意义只是我们阅读过程中涉及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关键的方面。吸引我们阅读的是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肩胛骨之间无法自抑的激荡”,是“那种背后轻微的颤抖”,是无法转译或还原为理性话语的感受。可以说作品意义之外的那些无法言说的但又出奇的真实的感受,才是文学阅读的价值所在。关于文学阅读中的这种状况,很多哲学家已经敏锐地把握到了,虽然有些矛盾,但加达默尔还是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提到:“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用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这点构成了艺术维护自身而反对任何推理的哲学意义”。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重要著作《审美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克尔凯郭尔的分析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