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佛隐诗创作述略(3)

　　写东林胜景：奇峰突起，山岚云蒸，恍然仙境。清净山水，涤却杂念，幽邃深谷，叮咚山泉。“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诗中之客指的便是诗人自己，独游山林，冥想佛理，在林中小径里流连忘返。“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诗人在山林中神游，借风景探索玄机，在挥手间感受心境，心安即可，不必疏辟求通。“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神思如流水，叩响心扃，触及玄理，心扃既开，便直接从山水感悟到佛理的存在。“孰是腾九霄，不奋冲一翮”，这是在问，怎样才能不展冲天之翅，却能奋飞于九霄云天之上呢？最后两句则是对其的回答，“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佛理之妙，山水神趣，两相交汇，互相渗透，在这之中领悟的佛理，远胜于儒家修身的“三益”之法。
　　东晋隆安四年（400）仲春，慧远与徒众三十余人游石门山，这是一次大规模吟咏活动，有兰亭集会遗风，“因咏山水”，“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写自然之美蕴，体悟山水之道，阐发佛理，旨在否定神仙道教，抒发隐居的幽情。《游石门诗并序》：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写隐居中的悠远之境，没来由的特别兴致，心中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忽然听闻要去石门一游，突发奇想地提倡要吟咏抒情。撩起衣裳，思绪似乎驾着云朵远去了，望着断崖想念昔日的曾城。快步登上山岩，不觉得体重有所减轻。回头一看，仿佛能踏入天上宫阙，天空也不觉得有多遥远。端正地坐好，旋转心中法轮，感悟高深玄妙的理论。既然神仙也和我们一样生老病死，那就任其含糊不清，无须过多深究。
　　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均作《奉和慧远游庐山诗》：
　　理神固超绝，涉粗罕不群。孰至消烟外，晓然与物分。冥冥玄谷里，响集自可闻。文峰无旷秀，交领有通云。悟深婉中思，在要开冥欣。中严拥微兴，□岫想幽闻。弱明反归鉴，暴怀傅灵薰。永陶津玄匠，落照俟虚斤。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彻彼虚明域，暧然尘有封。众阜平寥廓，一岫独凌空。霄景凭严落，清气与时雍。有标造神极，有客越其峰。长河濯茂楚，险雨列秋松。危步临绝冥，灵壑映万重。风泉调远气，遥响多喈?。遐丽既悠然，馀盼觌九江。事属天人界，常闻清吹空。
　　觌岭混太象，望崖莫由检。器远蕴其天，超步不阶渐。?来越重垠，一举拔尘染。辽朗中大盼，回豁遐瞻慊。乘此摅莹心，可以忘遗玷。旷风被幽宅，妖涂故死灭。
　　三首诗大都以谈玄理，阐发佛教义理为主，可见当时佛道释合流形象已经很普遍，佛道关系尤为密切，庐山隐逸派受慧远影响很深，慧远本人其实也是博采众家，先学世俗之学，再学道，最后才参习佛学的，“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高僧传》卷六本传）。
　　庐山隐逸派的出现，为当时的众多隐士所向往，如周续之、雷次宗、刘程之等人皆侍奉过慧远，宗炳还常常上庐山向慧远请教佛义。故其在佛教传播及隐逸文化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东晋佛隐诗中的意象
　　（一）佛教意象与诗歌意象的关系
　　意象，是抒情文学中特别是诗的主要构件之一，《周易·系辞上》“圣人以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老子》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东汉王充《论衡》将“意”与“象”合二为一“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士龙亦夫熊糜布侯之类。“（《论衡》十六卷《乱龙篇》），此“意象”指古代箭靶上所绘动物图案，传达当时的一种礼制，已经变成了一种象征手法。
　　魏晋之交，文学走向自觉，“缘情”、“体物”在诗学中涌动，诗人的关注“情”与“物”的关系，情思与物象交织，由此生出了诗学中的意象思维，“意象”的审美功能逐渐被揭示。西晋挚虞论及意象与赋体文学的关系云“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心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文章流别论》）。陆机则强调“意象”为作家构思时的特意追求“虽离方而?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里提及的“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是意象在我国古典诗学中的首次运用，指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对象互相感发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艺术形象。可见六朝时，意象作为一个艺术审美概念，在文学表达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和完备建构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3]。六朝时期，佛教的兴盛，佛教思想也跟着活跃起来，东晋著名僧人僧肇在其代表作《不真空论》提到“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正因为“象非真象”，故不能执着于象[4]。这与《庄子》里提及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思想相似，玄佛合流后，强调了意象之主体的意，促进了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
　　由上可知，意象理论的建立离不开佛教的影响，这便使得意象这一概念拥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是艺术的、审美的；一方面它又是宗教的、哲学的。这两种含义常常相互缠绕，难以区分，意象概念也在这种意义交织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而佛教意象与诗歌意象间的关系，则正体现了意象概念中双重意义的不同指向[5]。
　　（二）佛教意象在隐逸诗中的表现
　　东晋时期的佛教主要呈现般若学和涅?学两大流派，受玄学思想里“无”的影响，般若学的主旨，同时也是六朝时期佛教镜意象的主要意蕴，即是“空”。佛教典籍中“空”的意蕴常常被用来阐明佛理、宣传佛法。佛教极重“空”，这一思想几乎成了佛教之象征，如出家被称为遁入空门，得道高僧被称为解空大师，大乘般若空宗的十八空，以及支遁的“色即是空”等论述，可见空无思想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般若学中特别提到了“万法皆空”，在解说这一佛理时还用了许多譬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金刚经》中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所有一切，都“如梦”、“如电”一般空幻，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其倾向是虚无的，但却启发了晋宋之际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宏大视野和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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