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佛隐诗创作述略(2)

　　以上可见老庄思想对于支遁有着很深的影响，汤用彤评曰：“东晋名士崇奉林公（支遁），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 [2]。除了对玄学的深刻理解，支遁对般若学也有着独道体会，认为在佛教经典中，“《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大小品对比要钞》）。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怏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咏怀诗》其二）
　　此诗写诗人领悟般若学“空无”理论的途径及体会。首八句是诗人阅读老庄著作体悟玄理的过程，一个人独自静坐在孤影里，闭上眼睛苦苦思考玄理，在仰卧中缓缓收敛精神的辔头，领略各种名作，读到《老子》，领悟双玄而发出笑声，批阅《庄子》，玩味宇宙的起源，吟咏志向，抒发情怀，这种感觉如同清风吹拂，引起的思考全都感觉恬静愉悦。中间八句以浅显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佛理。低头欣赏老庄质朴华丽文采的同时，抬头为两位文学巨匠的逝世感到悲伤。时光如白驹过隙，在悄无声息中走向虚无。寥廓深远的千载往事，都将归于空无。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感到伤感呢？世间万物都是殊途同归。最后十句，描述诗人经过思考、阅读、领悟透彻后达到的空无境界的体会。只有通过冥想才能体会到玄理，从无形无象中拾取玄学精华。在污浊的水边感到惆怅不快乐，几乎忘记自己是在映照着清澈泉水。心如明鉴地反观自己，才能回归到澄净的境界，从容地获得与玄理相符的意蕴。心灵与各种道理密合无间，形体与各种物欲渐渐疏离，所有的人和事都将荒凉、凄冷地逝去，唯独精神长存。
　　受东晋玄学影响，支遁的佛隐诗多掺杂玄理，“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咏怀诗》其一），“感降非情想，恬泊无所营。玄根泯灵府，神条秀形名”（《四月八日赞佛》），“玄祗献万舞，般遮奏伶伦。”“缅哉玄古思，想托因事生。（《咏八日诗三首》，此外，支遁崇佛又重道，兼有佛僧、道士、隐士三重身份。《八关斋诗三首》载支遁集僧人与道士二十四人于吴县土山墓下，吃斋、作诗、采药，“清和肃穆，莫不静畅”。“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严水之娱。”他的佛隐诗把“静斋”“坐禅”与“采药”结合起来，“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疆。”（《五月长斋诗》），“从容遐想逸，采药登祟阜。”（《八关斋诗三首》）），他的隐逸诗作兼容性佛道，“色空观”、“波若学”和“物物论”（《逍遥论》）“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
　　除了支遁外，西域僧人康僧渊也值得关注，他也是著名隐士，晋成帝时过江，于豫章山立寺讲说，“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尘。”（《又答张君祖诗》），后卒于寺中。《世说新语·栖逸》载其事：“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庚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起。后不堪，遂出。“闲居研讲，希心理味”，离群索居，隐于山野，研习佛理，遵循佛教教义，把隐逸和出家修行结合起来，有异于张君祖的“何必玩幽闲，青衿表离俗”，（《咏怀诗三首》），认为修行不必出家的观点，后者和竺法深、竺道生一起，倡导成佛不必出家，为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康僧渊的诗，“恬淡雅逸有晋风”（《诗纪》），在《代答张君祖诗》中将佛理与栖居的真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真朴运既判，万象森已形。精灵感冥会，变化靡不经。波浪生死徒，弥纶始无名。舍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绝可欲，反宗归无生。达观均有无，蝉蜕豁朗明。逍遥众妙津，栖凝於玄冥。大慈顺变通，化育曷常停。幽闲自有所，岂与菩萨并。摩诘风微指，权遒多所成。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
　　“逍遥众妙津，栖凝於玄冥。”流露出诗人隐于物外之境的快乐，诗的前十四句，诗人举了“冥会”、“本末”、“有无”、“逍遥”等字眼，表达其对玄理的理解感悟。后八句则列了“大慈”、“菩萨”、“摩诘”等佛意词语，将佛理融入诗内，“表达了真心向往无生无灭涅?之真理”，最终发出“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的叹息，感慨世人大都无法真正领会佛旨。
　　张翼（君祖）善草隶，为东晋著名书法家，是东晋隐逸诗僧集团的重要人物，与康僧渊、竺法?等唱和颇多，《答康僧渊诗》中“蔚蔚沙弥众，粲粲万心仰”，“三法虽成林，居士亦有党。”“冲心超远寄，浪怀邈独往。”《赠沙门竺法三首》“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等表现了在隐逸中体味佛理带来的心境自由超迈之情。
　　二、庐山隐逸派与隐逸诗
　　东晋末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到荆州住上明寺。381年至浔阳，见庐山情景秀丽，足以息心，遂定居此地。慧远从此“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深居庐山30年，直至逝世。这期间他创建精舍，修筑寺庙，裁松种竹，别置禅林，尽览庐山之美。同时，以慧远为首的庐山僧人形成一派，以“隐逸遁世”为主体，吸引了许多文人，庐山也因此一度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
　　东晋佛教已经普遍流行，信徒众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教徒出家求佛隐居，士大夫避世不合作，自耕农的减少，对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教权和政权的较量成为东晋政治一大现象。元兴元年（402），桓玄当政，下令沙汰僧众，为出家设置门槛，意图缩减僧尼人数，增加国家收入，但对庐山隐逸派特别关照，把慧远等人，划入“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类，允许他们可以继续出家。
　　慧远作为庐山隐逸派的领军人物，多有诗文创作，可惜大都已经失传，现存诗歌只有《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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