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下篇）(5)

　　(二）根据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风险交流模式
　　国际知名风险理论专家奥特伦恩教授在"治理"概念和理论基础之上，于2005年创立了"风险治理"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分析框架被广泛运用于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多个风险研究领域，且仍在持续完善之中。按照伦恩教授创立的风险治理理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分为框架制定(Framing)、评估(Assessment)、评价(Evaluation)和管理(Management)几个阶段，而风险交流贯穿于上述各个阶段。
　　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框架的不同阶段，风险交流的功能与目标设定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明显差异，其所运用的风险交流模式也并不相同。在框架制定阶段，主要是寻找合适的框架以使问题得以评价和处理。在这一阶段，风险交流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有效的告知与某一主题领域相关的所有专家均得到告知，并且能够提供反馈；在评估阶段，风险交流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评价知识"，
　　"检查用作各自的评估基础的证据"。在评估阶段，在与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公众的风险交流中，"重点在于告知所有利益相关方评估的过程、信息的来源以及期待结果的日程表"。在上述两个阶段，风险交流更多的是在专家之间展开，社会公众往往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互联网论坛等渠道被动地接受相关信息，因此选择知识赤字的风险交流模式较为恰当。
　　在风险评价阶段，风险交流有两个目标：首先，要保证与旨在作出审慎决策相关的全部的价值和论证都得到了考虑和审议；其次，要提高所有相关成员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可信度。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风险交流"应当聚焦于所有那些进人有关（风险）可容忍度和可接受度的最终判断的论证、解释、权衡和评估结果的交换"，"应当有助于理解那些已经融人决策之中的各种观点和背景"。在管理阶段，主要是运用许可、标准、经济刺激和抑制、标签和技术规范等各种措施手段来处理食品安全危害。不同的措施将对不同的目标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对不同的目标群体采取不同的措施时，需要就所选取的措施进行风险交流，以表明措施的正当性。具体而言，在与工业界进行风险交流时，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构应当证明所采取的管理措施能够确保：（1)在实现预期的安全目标的有效性；（2)在实现特定目标方面高效性；⑶在特定主体承担的成本与其享有的利益之间的公平性；（4)与适用于某种食品安全危害的价值和伦理规范方面的适应性；（5)在法律规范、技术要求和政治优先次序方面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在与消费者进行的风险交流过程中，其目的不是说服个人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对待风险，而是应当告知消费者在降低那些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结构不得不降低的风险时所具有的选择空间，这意味着对人们所享有的"风险判断主权"的尊重。在管理阶段，知识赤字模式和民主审议模式均具有较大的运用空间。诸如食品标签、广告和食品安全教育等广泛运用的风险交流工具大体可以归人知识赤字模式之中，而对于那些具有争议的管理措施的正当性的论证，无论是以技术理解能力见长的专家，抑或是具有价值禀赋的利益相关者，都无法单独主张管理措施的正当性。在此情形下，则需要采取听证、小组讨论甚至公民共识会议等方式，以这种知识合成的方式为管理措施提供正当性证成，而这种风险交流方式显然属于民主审议模式。
　　六、结语
　　从发生学上来看，食品风险交流知识赤字模式具有其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源于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知识赤字模式在现在以及将来的风险交流中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不会被民主审议模式所取代，这既不可能，也不可欲。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所谓的从知识赤字模式向民主审议模式的转型也许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前文所言，这里所谓的转型，并不是民主审议模式对知识赤字模式的取而代之，而是运用民主商谈机制，引人不同于科学的其他知识类型，矫正传统风险交流知识赤字模式存在的浓郁的强制性和单向性，反思知识赤字模式背后的"科学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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