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下篇）(2)

　　(一)知识赤字模式的现实运用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人类进人后工业文明时代，以工具理性为哲学基础的知识赤字模式盛极一时，这种风险交流模式与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技术运用及其造成的技术事故相伴而生。其中，知识赤字模式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就被广泛运用，虽然，这种运用被学者认为是不成功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从学者对知识赤字模式进行的研究结论和观点来看，其中既有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知识赤字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也不乏为知识赤字模式进行理论辩护的。很长的一段时期以来，知识赤字模式广泛运用于国内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实践。在此，笔者举几个知识赤字模式在现实中运用的事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现实情境中，在食品安全领域，有许多知识赤字风险交流模式成功运用的案例。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核泄漏事故，影响波及我国，各地出现碘盐抢购风波。虽然，此次碘盐风波初期相关机构并未能及时开展风险交流，但是，在不久之后，国家卫生部、工信部和北京市卫生局分别发表科学问答和声明，通过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及时向社会公众普及碘盐、核辐射等相关知识，回应公众关切，有效消除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较好地化解了"碘盐风波"。
　　知识赤字模式运用的失败案例同样不胜枚举。在国外，知识赤字模式运用失败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疯牛病危机"。在"疯牛病危机"中，官方和专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对科学的可靠性深信不疑，坚持认为"英国牛肉是绝对安全的，人们可以放心食用"。基于强烈的科学自信，在疯牛病爆发之初，官方和专家试图运用知识赤字模式来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向公众宣传并承诺"英国牛肉是安全的，人们可以放心食用"，而忽视了科学的不确定性，甚至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视若无睹，充耳不闻。结果，不但未能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相反却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引发公众对规制机构极大的不信任。在国内，最为典型的失败案例则是时下吵得沸沸扬扬的"转基因食品"争议。在当下的转基因食品争议中，国家农业部官员和一些农业专家坚定地认为，转基因食品已经经过严格科学实验，是安全的，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可以放心食用，并试图通过宣传教育、现身说法的方式来说服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但是，社会公众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然是"深度迷茫"。还有学者对当前我国转基因食品进人"全民试验"阶段后，可能存在的"试验"失败表示担忧。
　　(二）民主审议模式的现实运用
　　近年来，欧美国家在环境、食品等领域的风险规制活动中，越来越青睐以协商民主为制度基础的民主审议模式，通过在涉及风险的议题中引人公众参与，赢得公众信任，以作出更能为社会公众接受的风险决策。汤姆o琼斯教授等人便认为，在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吸纳利益相关者和外行公众在内的广泛参与，具有以下六大优点：第一，有利于提高公众的信任度；第二，有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第三，有利于确立决策的合法性；第四，能够从利益相关者那里收集知识并向其提供知识；第五，能够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可能的担忧，从而避免潜在的代价高昂的困难；第六，促进对那些政府认为重要，但却可能只具有有限处理能力的事项的广泛讨论和争辩。例如，新西兰农林部在处理2005年5月的"新西兰牛肉产业欺诈性恐怖事件"中，首先是围绕风险交流与可靠的来源开展协作和协调，并且，在稍后举行了公众会议，"这些会议在政府和当地社区主席之间建立起联系，为在主导机构和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提供了有用的渠道"，既"为农林部官员提供了讨论当前应对行动及其理由的机会，也为岛上的个人提供了表达对于应对和风险状况的关注的平台，这些关切包括岛内缺乏饲料以及他们很迟才得到风险状况的通知"。
　　但是，民主审议模式并非在所有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活动中的表现都尽如人意。英国风险研究专家瑞格纳o洛夫斯登特教授通过考察民主审议模式在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具体风险规制活动中的具体实践，发现民主审议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存在局限性。
　　可见，无论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知识赤字模式，还是民主审议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在现实运用中都会发生失灵。两种模式在现实中能否成功，往往是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正如前文所言，两种模式并不是决然对立，也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由知识赤字模式向民主审议模式的线性演进，客观而言，两种风险交流模式都存在自身无法取代的优点，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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