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贫富差距拉大、上升空间缩小的大时代环境下,贫二代们在就业、婚恋和生活各方面都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方方敏锐地发掘了这一新题材,力图突出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因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体现了底层文学新的突破。 关键词:底层文学新题材贫二代 底层文学近年来一直是文坛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在八十多年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在三十多年纯文学的熏陶中,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何发掘新题材,是底层文学取得突破的重要路径。 这个时代呼唤的已不再是个人写作、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而是立足于对当下现状的思考的底层文学。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在上世纪80年代,“60后”、“70后”的知识精英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他们幸运地进行了阶层游动,逐渐成为了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等等。而在今天这个时代,严峻的是,掌握了重要社会资源和权力的“60后”、“70后”通过操控体制的力量来固化阶层差异,这造成了大多数“80后”、“90后”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在新秩序已经形成、上升空间逐渐缩小的今天,靠个人努力已很难改变自身处境,这是十分尖锐和严峻的社会问题。 “80后”、“90后”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模式必将对当下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下社会迫切需要关注这一具有巨大生产力、丰富创造力的年轻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关切即是我们的关切。不过这里的“我们”,是好几种的“我们”。不同的我们的关切是不一样的。似乎我们关切的应该是永恒的话题,比如青春、爱情这些主题。但是不同的我们有着不一样的青春与爱情。影视剧大多表现的是占主流地位、有权利的“我们”阶层理想状态的模板主题。当然或出于怜悯、或出于对社会真实的尊重,影视作品也会表现另一种“我们”阶层的生活,但大多也是乐天式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样的作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指出的那样,有权利的我们“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1]另一种真实的“我们”是主流的我们的被看者,处于客体位置和边缘地位,属于不在场的“他们”。因此,底层文学迫切需要突出的就是另一种“我们”的主体性。 作家应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关注现实,立足当下,与时俱进,触碰最敏感和尖锐的社会问题。方方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时代最有典型特征的人群——大学生群体。《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表现了没有背景、没有金钱、没有社会关系的大学生,想要在城市生活,并且生活得好,会经历怎样的悲伤。这也正是网络上被称为“屌丝”或者是“蚁族”群体的生存处境。大学生变得没有什么理想。他们在追问“读书有什么用”?现代社会又开始了对“读书无用论”的深刻认同。郑小琼对此曾在《天涯》上发表过一篇名为《珠三角女工生活史》的文章,她在采访“女工熊曼”的写作手记中描述道:
她和丈夫离乡背井来打工是为了供儿子读书,考上大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要是能端上国家饭碗则更好。但是儿子读完大学后,并没有如她想象的那样端上国家的饭碗,成为城市人,而是跟她一样,成为打工“捧泥饭碗”的人。为此,她还经常受到村里的人嘲笑,笑他们两夫妻拼死拼活送儿子去读书,结果钱没存下来,儿子还得去工厂打工,读那么多书做什么,白白花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