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志摩是我国译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的第一人，是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他对曼氏小说的翻译选择一方面是自身兴趣使然，同时现代中国的文学语境也给曼氏小说的接受提供了植根的土壤。徐志摩是译者，也是诗人，他的翻译实践有着即兴的特征，其中流露着自然、真挚的情感，充满了诗性气质。

　　关键词：徐志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媒介翻译选择翻译实践

　　一、徐志摩译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概述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是20世纪前期英国知名作家，以短篇小说见长，分别于1920年和192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Bliss）、《园会》（GardenParty）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坛的稳固位置。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题材涉及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产阶级女性感情世界、以及贫民女性的辛酸经历。曼斯菲尔德是一位心思极为细腻的作家，她的构思多建立在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事件或情境之上，这些为一般人所忽略或习以为常的事件和情境，在她的笔下变得微妙而蕴藉丰富。她的小说语言明白晓畅，不标新立异，不做文字游戏，即使对英文水平一般的读者来说，理解其小说的情节和字面意思也不困难，然而简洁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情感与哲思的分量却是深重的，需要读者静下心来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到。曼斯菲尔德对俄国文学十分关注，并从不讳言自己对契诃夫的钟爱。

　　1922年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首先结识了曼斯菲尔德的丈夫——杂志《雅典娜》（Athenaeum）的编辑、文学评论家莫里（JohnMiddletonMurry）。谈话间徐志摩提及当时的中国小说受俄国影响最深，这与曼斯菲尔德夫妇十分投契，莫里高兴地邀徐志摩到家中做客。由于曼斯菲尔德健康状况不佳，徐志摩与她的会面时间很短，但言谈甚欢。曼斯菲尔德热爱中国诗歌，鼓励徐志摩尝试中诗英译，徐志摩赞赏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表示希望征得她的许可，把其作品译介到中国。

　　距这次会面仅半年，曼斯菲尔德于1923年1月因肺病逝世。她的逝世直接促成了徐志摩的翻译实践。1923年3月徐志摩作《曼殊菲尔》缅怀先人，继而对其短篇小说进行翻译，从1923年到1926年，徐志摩共翻译《一个理想的家庭》（载1923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5号）、《园会》（载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巴克妈妈的行状》（载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夜深时》（初载1925年3月10日《小说日报》16卷第3号）、《幸福》（载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刮风》（载1926年4月10日《晨报副刊》）、《一杯茶》（载1926年9月15日《晨报副刊》）、《毒药》（辑籍前未发表）八篇小说，并于1927年秋结成《曼殊斐儿小说集》由北新书局出版。另有集外单篇译作《苍蝇》（载1930年9月1日南京《长风》半月刊）。徐志摩的译介是曼氏作品在我国传播的起点，在他的影响下陈西滢、凌叔华、茅盾、赵景深都加入了研究曼氏作品的行列，其中凌叔华还被誉为“中国的曼殊斐儿”，这一冠名也从侧面说明了曼氏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广为接受与认可的程度。

　　二、作为媒介的译者及其翻译选择

　　文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创始人梵·第根认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发生相互关系的经过路线中，从发送者到接受者，往往是由媒介者来沟通的。[1]这样看来，作为译者的徐志摩是把曼斯菲尔德小说引入中国的个人媒介。译者与原作者相遇并成为文学沟通的媒介者绝不只是一种机缘的巧合，徐志摩之所以会选择曼氏的作品进行翻译是有其深层次原因可供探讨的。

　　徐志摩对曼氏短篇小说的翻译是一个持续性较长的过程，一直穿插在他讲学、自主创作以及对其它诗歌、小说、戏剧翻译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关注着曼氏遗稿的整理与出版，所译《夜深时》《一杯茶》《毒药》《苍蝇》均选自她过世后才出版的小说集《鸽巢》（TheDove’sNest）与《稚气可掬》（SomethingChildishAndOtherStories）。《徐志摩全集》中所辑翻译短篇小说共14篇，其中9篇都是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可以说，曼氏作品的品读与译介在他的文学生涯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张泽贤在《中国现代文学版本闻见录1934-1949》中指出：“翻译文学作家一开始从事译事的动机……如果硬要加以归类的话，可分为五类：1.崇高使命；2.作为练习；3.兴趣所至；4.无事可做；5.为了糊口。”[2]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当属第三类，他自己也曾明确表示：“我说我的翻译多半是兴致……新近又印了一册《曼殊斐尔小说集》，还有凡尔泰的《赣第德》。除了曼殊斐尔是我的溺爱，其余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3]

　　兴趣作为翻译动机看似主观性很强，但如加以深入分析，我们仍可发现其中有客观性与规律性可循。安德烈·费奥罗多夫指出：“翻译研究问题可以通过各种视角来研究：历史-文化视角、文艺学视角、语言学视角、心理学视角（因为译者的工作是以心理活动方面的特定过程为前提的，并且和创作心理问题相关）。”[4]徐志摩毫不讳言自己对曼殊斐尔的喜爱，并成功地把曼氏作品译介到中国，这离不开他对曼氏人格魅力的欣赏，更离不开二者相似的文学观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学语境。

　　谈到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文学，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来自此语境中的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丈夫、文学评论家莫里谈及中国文学时提到当时的中国有文艺复兴的趋势，在小说里受俄国作者的影响最深。莫里听后十分高兴，他与曼斯菲尔德都十分崇拜俄国的几位文学大师，莫里曾写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著（Dastoievsky：ACriticalStudy），而曼斯菲尔德则钟爱契诃夫，她的创作风格深受契诃夫影响，夫妻二人都十分遗憾俄国文学在英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听闻俄国文学在中国能广为传播，莫里对徐志摩、甚至是对中国文学的认同感加深了，也就是在这种契机之下，他邀请徐志摩探访曼斯菲尔德，这是徐志摩成为曼氏作品中译媒介的起点，可以说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相遇有着一种必然性。

　　未见曼斯菲尔德时，徐志摩对女文学家有着一种刻板印象：

　　我到那时为止对于曼殊斐尔只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年轻女子作者的景仰与期望；至于她的“仙姿灵态”我那时绝对没有想到……近代女子文学家更似乎故意养成怪僻的习惯，最显著的一个通习是装饰之务淡朴，务不人时，务“背女性”……总之她们的全人格只是一幅妇女解放的讽刺画……和这一班立意反对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当然也有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时总不免感觉她们矫揉造作的痕迹过深，引起一种性的憎忌。[5]

　　而当徐志摩真正一睹曼氏风姿时，可谓有“惊为天人”之感：

　　“曼殊斐尔……脱尽尘寰气，一若高山琼雪，清澈重霄，其美可惊，而其凉亦可感。艳阳被雪，幻成异彩，亦明明可识，然亦似神境在远，不隶人间。曼殊斐尔肌肤明哲如纯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颊之胰，其约发环整如橄，其神态之闲静，有华族架者之明粹，而无西艳伉杰之容；其躯体尤苗约，绰如也。若明蜡之静焰，若晨星之澹妙，就语者未尝不自讶其吐息之重浊，而虑是静且澹者之且神化……”[6]

　　（这段话是曼殊菲尔德的朋友汤林生（H.M.Tomlingson）对她的赞誉，徐志摩在《曼殊菲尔》中引用这段文字，并认为“很有意味”。）

　　这段文字颇似传统中国文人对“世外仙姝”的描写，在这里曼氏并不像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现代女性，而似乎是个端庄婉约、甚至略带神秘的东方女子。事实上，徐志摩所欣赏的正是那种一方面在才华上不输于男性，另一方面在性情与外貌仪态上又纯粹女性化的女子，而曼斯菲尔德刚好符合他对女性的审美偏好。在《曼殊斐儿》一文中，他不吝用最美的辞藻去描述曼斯菲尔德，由此可见他对曼氏的倾慕，可以说，徐志摩的翻译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原作者人格魅力的召唤。

　　然而，对曼氏芳姿的欣赏绝不是促成徐志摩翻译选择的唯一因素，相似的文学观与文学趣味使得徐志摩更加感受到了他与曼氏之间的投契，二者的文学创作都注重无功利的审美，都为着自己的心灵园地，特别反对政治的介入。徐志摩曾赞赏曼斯菲尔德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在《曼殊斐儿》中，徐志摩曾回忆起这样一段对话：

　　她希望我不进政治，她愤愤地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后来说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说她的太是纯粹的艺术，恐怕一般人反而不认识，她说：“That’sjustit，thenofcourse，popularityisneverforus.”[7]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小众化的。诚然，曼氏的小说中有一类题材是涉及贫民的艰辛生活的，但她的旨趣不在揭示社会矛盾并唤起反抗。比如，曼斯菲尔德在《园会》中讲述的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在花园中欢快地聚会，而附近不远的陋巷中，一个贫苦人家的男主人因意外去世，剩下寡妻幼子陷入悲戚困顿。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按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模式阐释，但细察小说结尾，会发现曼斯菲尔德所透露出的信息并非如此：

　　“No，”sobbedLaura.“Itwassimplymarvelous.ButLaurie-”Shestopped，shelookedatherbrother.Isn’tlife，shestammered，”isn’tlife-”Butwhatlifewasshecouldn’texplain.[8]

　　曼斯菲尔德思绪的落脚处最终不在不公与对峙，而在“人生”。她敏锐又伤感地感觉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中过活，迥异的人生中所透露出的是命运的微妙、难以言说。曼斯菲尔德旨在把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思带给读者去体味，同时也很显然，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有闲情去体味这种情思的必然是“小众”。

　　徐志摩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们灵魂的自由》（1923）、《诗人与诗》（1923）、《列宁祭日——谈革命》（1926）、《新月的态度》（1928）这些文章中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信奉，强调作家创作的独立性，他的创作体现着现代文学中个人抒情传统的一脉；政治介入文学、控制个性不是他喜闻乐见的事情。然而徐志摩也不完全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命题，他在《新月的态度》中批评了唯美派与颓废派，认为这两者“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牺牲人生的阔大”[9]。徐志摩的文学观是不脱离现实人生的，他所抒写的同样是现实的欢乐与哀愁，但其殷实的家境以及在国外接受精英教育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和普通社会大众对人生的看法、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同的，因此他的文学观所面向的也是“小众”，正是像曼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Popularityisneverforus”。

　　相似的文学观不仅使徐志摩对曼氏有着“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曼氏的文本本身也召唤着他。曼斯菲尔德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平淡中见警策，这需要读者有相当敏锐的触觉才能感受得到，如果要更进一步做翻译，更是需要一位心思敏感、擅长抒写主观情思的译者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徐志摩在《诗人与诗》中曾说过：“诗人是半女性的……所谓半女性，自然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容貌上的，乃是性情上的—一种缠绵的多愁性。”[10]作为诗人，徐志摩心绪敏感、长于抒情，这使他有能力也乐于欣赏与翻译曼斯菲尔德的作品。

　　徐志摩成为曼氏作品通向中国的媒介，一方面如上所述是缘于他与曼氏相互的欣赏与认同，另一方面也缘于当时的文学语境使得徐志摩的翻译实践能够被广为接受，现代文学中重内在、重审美的一脉是曼氏作品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刊登曼氏作品的主要刊物之一，在当时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以及相当的文学影响力，如此种种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从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的经过路线，使得曼氏作品成功地跨越文化与国界传播到当时的中国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