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继承

　　摘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了汉末至刘宋初期众多名士的异闻轶事、言谈举止、容貌风度、文坛风尚，如实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一般被认为是集中反映道家思想的一部著作。然而，事实上，即使是书中最放浪不羁的名士，也明显受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具体分析《世说新语》对《论语》的继承，并探究其原因。
　　关键词：魏晋世说新语论语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悠悠数千年中国历史，儒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然而，儒家思想稳固的统治地位却在魏晋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政权更迭极其频繁，战乱频仍，权贵争权夺利，百姓流离失所。然而，这一时期，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大放异彩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被动摇，老庄之道重新得到尊崇，佛教影响日益广泛，糅合儒道两家的玄学兴起。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地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面对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由于儒家名教无法改善现状，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儒家思想，转而推尊道家思想，追求个人价值的张扬和现世的享受，他们清谈、纵酒、服药，舌吐莲花，品藻人物，沉溺于诗酒之间，追求末日的狂欢。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记录魏晋名士奇言异行的“百科全书”。
　　《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及其门客搜集整理前代资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志人小说，全书分36门，以类记事，共1100余则，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奇闻轶事、喜好习惯，容貌气度，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文坛风尚、民间习俗、自然山水等，鲁迅先生称之为“可以算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素来被目为魏晋风流的最好证明。然而，我们依然不难从中寻觅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深重烙印。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概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传承，并探讨其原因。
　　一、《世说新语》在思想内容上对儒家精神的继承
　　1.重视人物德行，推崇品格高洁的贤人君子，张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论语》中大量内容塑造了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和君子的形象，是否拥有美好的德行是孔子进行人物评判的重要价值标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君子关注自己的德行修养，而小人贪恋个人私利。
　　品德高洁舍生取义的事例在《世说》中颇不少。《世说新语·德行》第5则中，李膺称赞荀淑、钟皓二人的见识和品德：“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篇第9则中，荀巨伯探友时遭遇胡人军队的进攻，关键时刻，他不肯丢下朋友独自逃生，因义气而舍生求死，甚至因此感动了“胡贼”得以保全全城。《德行》篇第13则中，华歆在紧急时不肯抛弃素不相识的求救者，同样是激于义气。种种事迹，无不符合儒家典籍中“舍生取义”的思想原则。
　　2.推崇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积极游说各诸侯，推行儒家学说，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以隐逸山林为乐的隐士，但其中也不乏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世说新语·德行》的首则就描写了一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的榜样——陈蕃，言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4则中的李膺亦是“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言语》篇第31则中，当南渡过江的其他知识分子都感叹“山河之异”物是人非的时候，王导却勃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以光复天下为己任的王导，在《世说》中出现的次数不可谓不多，却极少有负面形象，可见在刘义庆的内心深处，对这样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基本还是持褒扬和维护态度的。
　　3.一定程度上尊重礼仪规范
　　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仁爱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为形成上下有序君臣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屡次在著作中强调礼仪规范的重要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
　　《世说》中疏狂怪诞放荡不羁的名士虽然很多，然而，尊重礼仪规范循规蹈矩的典范人物也不少见。
　　《方正》首则中，陈纪当面指斥父亲陈寔的朋友不守信不守礼仪：“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寥寥数句说得友人大为羞惭，可见在时人心中，无信无礼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同样是陈纪，当他遭遇父丧时，因为哀恸过分，形销骨立，母亲偷偷给他盖了一床锦被，郭林宗就立刻指责陈纪行为不合礼仪，并引用了《论语·阳货》第21则“宰我问丧礼”的典故：孔子认为“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而在居丧期间“食夫稻，衣夫锦”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郭林宗正是根据孔子对丧礼的礼节标准来要求陈纪，因而不悦地拂袖而去。此事流传开来之后，甚至宾客都有一百余天不来陈家吊唁。如果魏晋时期真的是人人都以任性违礼为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乐广曾经笑言“名教中自有乐地”，言语中流露出对放诞行为的不以为然。《任诞》第2则中，阮籍在母丧期间肆无忌惮地饮酒吃肉，何曾就指责他这种行为不合礼制，“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即使司马昭身为皇帝，也不能公开说阮籍不合丧礼的行为是对的，只好声称阮籍有病，此举合乎丧礼，以此来搪塞何曾。可见当时礼教规范的观念相当深入人心，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只是对礼仪名教的一种有意识的叛逆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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