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感结构的模式化及其实质

　　魏晋美人赋几乎是循着这样一条情感主线行进下去的：对神女、美女的激赏、崇敬——希望接欢、交言——没有通结的媒介——怅然浩叹、收抑流宕之心。例如，杨修《神女赋》：“惟玄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嘉令夜之幸遇，获帏尝乎期同。情沸踊而思进，彼严厉而静恭。微讽说而宣谕，色欢怿而我从。”无论从神女还是“我”的角度，在“礼”的约束下，双方互相表达了感情，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愉快的结局。但到了王粲的《神女赋》，面对神女的主动表白诗人心魂摇荡，自己本来也对她一往情深，但因佳人长别、自己又对“礼”有所顾忌而放弃了追求，只能压抑自己的情感：“称诗表志，安气和声。探怀授心，发露幽情。彼佳人之难遇，真一遇而长别。顾大罚之淫愆，亦终身而不灭。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显得很是无奈。阮瑀《止欲赋》对于淑女佳丽“予情悦其美丽，无须臾而有忘”。于是“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神。”但“神惚恍而难遇”、“遂终夜而靡见”，在这种情况下，“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这个情感的变化过程看似是由于“淑女”的“申礼以自防”或自己“顾大罚之淫愆”造成的，但“礼”在这里并不是王粲、阮瑀们要宣扬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阻隔的形式出现，因为有了它，佳人难求，爱情难以实现，不得已压抑情心。陶渊明正《闲情赋·序》中曾说：“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他试图用“讽谏”一词来概括闲情类赋的主旨，但实际上这种讽谏起了相反作用。钱钟书先生的评价十分恰切：“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词，穷态极妍，澹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疾疢而销以一丸也。”（《管锥编》第一册）的确，读过《闲情赋》的人都会被其中深挚的爱情表白所感染，也会为诗人对爱情的执著而感动。这样的作品很难使人想到它与讽谏有什么关联。由此看来，以“礼”为目的的讽谏在魏晋只不过是对真情的一个象征性的掩饰，或者“礼”本身代表一种阻隔，为企慕之情张本。换句话说，魏晋美人赋这种收抑流宕之心的思维模式，是用了“礼”的体来表达“企慕之情”的用的。

　　魏晋美人赋在美人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方面所表现的这比较一致的特点，从赋家的主观角度讲是为了获得了企慕价值的最大化。因为美丽会激起爱的欲望，爱恋促使人去追求，而美丽同时也带来神秘和距离，神秘和距离正是企慕情感的关键所在，让许多人徘徊在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之间。所以笔者认为，魏晋美人赋所集中表现的“企慕情境”代表了美人题材文学最本质的一面，即对理想的追求，表现出了中国文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

　　参考文献

　　[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中华书局，1958

　　[2]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M].中华书局，1989

　　[3]钱钟书.管锥编[M].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