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德拉小说中的存在之谜

　　“人的存在”是一个古老而不衰的哲学命题，也是文学重要的母题之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是几千年来每个哲学家的困惑，也是每个孩子的困惑——正如昆德拉所说，大人的世界都沉浸在现实当中，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没有答案却纯真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中，人学思想贯穿始终。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世纪宗教神学个体的湮没，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个体思想的复苏，以及近代理性人学的兴起，西方世界以各种形式对人的存在展开思考、探索。而米兰·昆德拉，作为小说家，则以小说的形式对人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进行探索。1985年米兰·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典礼上他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2003）又说道：“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陷入其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

　　因此，解读米兰·昆德拉，就是解读一个敏感的孩子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

　　1.从文本说起：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

　　昆德拉小说的人物，并不是生活中他所观察到的某个人的化身，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昆德拉，2004）”。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时间的一维性只能允许一种行动走上人生舞台。人物的行动也往往不能代表他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只能是他对于环境变化作出的反应，从这个反应中旁人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某个方面。因此可以说人的行为是带有欺骗性的，而昆德拉只是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出发，想象他的多重自我，他的着眼点在于对于自己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探索。

　　昆德拉曾引用福楼拜的话说：“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背后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研究学者高兴（2005）也指出：昆德拉“把自己的私生活划为谁也不能闯入的禁区，始终顽固地躲在作品背后”。小说家的个人生活太过暴露，必然容易导致读者带着对这个作家的“私生活”的“偏见”进入作品，而昆德拉所想阐述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存在）不是唯一的。

　　米兰·昆德拉（1984）认为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模糊的，生命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生存就是偶然”“一切造就人类生活本质的，就是构成这生活的事件仅仅发生一次。”

　　昆德拉通过小说人物对生活的态度以及思考来阐释这种偶然性。比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借托马斯这一人物形象，探索的是人的存在的“无经验和不成熟”。托马斯每走一步都会思考对与错、轻与重的问题，但永远没有答案，他只能按照自身的需求与理解发现“相对”的对与错、轻与重。通过这个形象，昆德拉告诉我们：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同样的事情在人内心的轻重地位有所不同。

　　托马斯和特丽莎的恋情就是六个偶然因素的结果，昆德拉借托马斯之口说，没有他也会有另一个他与特丽莎相遇、相爱。对于特丽莎来说，托马斯并不是不可取代的。这种想法令托马斯产生嫉妒，他嫉妒的人不是源于那个跟特丽莎跳舞的男人（如果不是托马斯“抢先一步”，和特丽莎恋爱的就可能是这个男人），而是源于特丽莎可以和除他以外的男人相恋相爱这个“事实”。

　　而通过特丽莎，昆德拉主要探索的则是灵与肉的关系，这更赤裸裸地指向人的存在。

　　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像别人一样？……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像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旧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是什么让特丽莎惊讶呢？是她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她的躯壳可以变成任何人。

　　再如，在《好笑的爱》里的《搭车游戏》中，年轻姑娘跟男友玩一个换身份的游戏，她在短暂的嫉妒后迅速进入自己为自己定义的角色：邪恶的诱惑者。而他选择一个与他平时的温柔背道而驰的角色：粗暴男人。姑娘以为变换一种角色，就可以满足她男友对于其他女人的需求从而完全吸引住他。殊不知，他男友爱的是那个“原来的她”，并且她对这个新角色的“得心应手”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他发现，他爱的那个她，只是他的一种幻觉，“他的欲望、他的抽象思维、他的信任的一个产物”。而“她如此体现出来的这个灵魂，就是她本人；或者，至少也是她的一部分，平时被她深深地掩藏起来，而凭借着游戏从樊笼中挣脱出来的本性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迅速毁灭了原先建立起的爱情，在《内部的时空》中，张宁指出“爱的悖论其实也是人之存在的悖论”“企图弥合或消除这一悖论的是幻想和丧失。二者分别表现为对爱的确信和不信”。换言之，他对姑娘的爱是建立在“想象中的她”的基础上，当这种幻想破灭，她在他眼里就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对于一个陌生人何来信任呢。因此当她哭着说“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也唤不回他曾经的爱。

　　有学者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自我”连一刻也不能舍弃，一旦舍弃连爱人都会放弃自己。但我认为，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自我有无限种可能，而个人的经历、羞耻心、生存的环境等使得某个自我在生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换言之，特丽莎进入的这个新角色正是她的可能性自我之一。而他者见得最多的是在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那个自我，这种观察使得他者以为“他/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跟爱情一样，这些都是他者的幻觉。

　　2.探索人的存在的方式：审视关键词。

　　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即“相对性、怀疑、探寻”，这正切合了“人的存在”的“模糊性”。这就是他选择小说这种题材来阐释该主题的原因。在昆德拉看来，小说“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昆德拉对自己的定位是：以一个小说家来进行哲学思考。不像有些小说家单纯地着笔于某个人物，昆德拉笔下可以同时有几个人物占同样重的分量。而且，相比之下，他的小说结构似乎有点松散。这样的写作手法，似乎会让人觉得主题不鲜明，但恰恰相反，只要深入读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每篇小说都是在探索某个词语，而一个词语也是一个主题。比如《笑忘录》主要探索的是“遗忘”“笑”“力脱思特，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主要探索的是“轻”“重”“灵”“肉”“媚俗”“眩晕”等。昆德拉自己也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小说“是对几个难以捉摸的词的定义的长期摸索”。他的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历史背景是服务于这些主题的，而“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索”。（昆德拉，2004）

　　此外，昆德拉还创造性地把词典的形式引入小说。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一个章节“误解的词”。通过对“女人”的解释，我们知道弗兰茨尊敬他的妻子是因为她“身内的女人”使弗兰茨想起了母亲。他尊敬母亲，害怕她再一次受到伤害，这种情感投射到他妻子身上，导致他不敢伤害他妻子，并认为他的离去会像当初父亲离开他母亲一样使妻子难受。但当弗兰茨真的对妻子提出离婚以后，妻子却出奇地冷静，这让弗兰茨感到失落。如果没有“误解小辞典”，读者会按照常人的思维方式认为弗兰茨失落的原因是觉得妻子不够爱他，但通过小辞典，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人物背后的思考：他失落的不是妻子的爱，而是他一直以来投射在妻子身上的母亲形象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这种方式也说明了“同样的词对这些人或那些人是怎样掩盖完全不同的现实（昆德拉，2004）。”语言的匮乏性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出来。也许，这正是昆德拉所阐释的：个体的差异是无穷尽的，同样的事，每个人的理解却有微妙的不同。有些时候，确实“意会”比“言传”更能准确地传递信息。

　　3.社会人：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在变化。

　　解读社会人，就是解读个体与社会的冲突。社会是人创造的，虽说是“约定俗成”，但历史的沉淀使得各种问题并不适用于时下的个体。个体是社会的一份子，是促成合力的“分力”，但讽刺的是，社会产生的问题似乎早已超越每个个体能及的范围。是的，作为缔造者，社会问题却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反而要去适应不断更新的游戏规则。

　　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实质上也是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国家机器产生之后，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也包含了个体与政权的冲突。

　　在《笑忘录》中，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有学者认为昆德拉小说主题是政权与性爱，而我认为这两者只是昆德拉小说的线索，因为政权与性爱是正常个体生命的一部分，前者无法避免，后者是人的需求，从这两方面着手，正可以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共同探索人的生存之态。

　　政权伴随着国家机器产生。按照马列主义的解释，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对于亲历了“布拉格之春”后流亡他国并被祖国取消国籍的昆德拉来说，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段特殊的经历对他的小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他（2004）曾说过：“在我度过了大半生的那个世界，也即被人称为极权的世界，已经见过、体验过小说的死亡，那种残酷的（通过禁止、审查、意识形态高压实现的）死亡。”小说与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人也一样，那么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人如何存在呢？历史本身对于昆德拉来说只是他笔下人物的舞台，他所要关注的，是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处境，并从中发掘不同的人对存在的不同定义。

　　在《玩笑》中，路德维克的朋友和同事轻而易举地投票将他开除出校。路德维克因此相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表决赞成处决他。“于是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他的邻人推向死亡的生灵。”

　　在《失落的信》中，一个老太婆在祖国被极权主义者掌控的时候，她热衷于告密，她告密的原因既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是她真的忠于当权者，而是她从告密中得到一种报复式的快感。这个老太婆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色，现在终于得以“重用”，她的自我得到大大的满足。那么读者从这个角色可以看到：人需要受到他者的关注。

　　而米雷克的朋友，即那些清楚地了解现实的人，则多数选择明哲保身，噤若寒蝉。他们向社会妥协了，并告诫那些“不识时务”的人（如米雷克）要“审慎些”。这些人也代表了社会占大多数的群体。他们充满现实感，被现代科学教化过。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读者可以发现：人具有自我保护倾向。

　　肉身无法打败坦克和监狱的折磨，但有时候肉身的代价可以使灵魂得以不朽。这是另一类人的选择。

　　4.人之为“我”：英雄主义情愫。

　　贝克尔（1988）说过“英雄主义的冲动是自然的”。英雄主义情愫根源于人的自恋，而“人对于自私是无能为力的”。贝克尔将英雄主义情愫分为较低级的普遍英雄主义欲望和高尚的英雄主义。前者体现在生活的各色人群中，如“通过银行账号数字的增长……我们把自己的奋斗掩盖起来，这些数字悄悄反映着我们的英雄价值感”；后者体现在为了国家、他人、真理、正义等等而愿意作出最大的个人牺牲。

　　人是自恋的，且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这就叫幸运。悲剧降临在他人身上，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至爱，我们想到的首先是庆幸，然后才是对不幸者的怜悯并为之感到痛苦，听起来很残忍。有人也许会说生活中很多人面对至亲之难，会希望替代爱人受罪。然而，这只是因为说话者对于受难者的苦难仅仅停留于一种想象。

　　用贝克尔的话来说，现代世界缺乏的就是具有“高尚的英雄主义”欲望的人，而昆德拉笔下却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借小说向我们剖析这样一群人内心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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