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物质生产力来看，马克思不仅以大量的实证材料和统计数据展示了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迅猛发展，还详细考察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生产力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引起马克思高度重视的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赖以立足的两个基础——“劳动时间”和“活的劳动”——造成巨大冲击。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物质资料，无论是在物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数量上，都在增加；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些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活的劳动，与这些物质资料相比，无论是在物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数量上，都在减少。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单个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前者意味着资本的个别利润率的下降，后者则意味着资本的“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这种下降表明：可变资本价值量同不变资本价值量从而同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在不断减少，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所使用的机器、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物质数量相比在不断减少。

　　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逐步展开。

　　面对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总的趋势，资本家一方面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挡利润率的下降，延缓这个总的趋势；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增加雇佣工人人数或剩余劳动量，从而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来得到补偿。后者也就是“资本积累”。

　　但是，不断增加资本总量和扩大生产规模，只是对于那些“大资本”来说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对于大量分散的“小资本”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小资本，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不能通过利润量的增加来补偿或抵消而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形成“资本过剩”。这些过剩的资本要维持其作为资本的存在，就不得不走上一条冒险的道路，去进行各种投机（如股票投机）和信用欺诈。其结果，就是引发信用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返回来看那些大资本，即便可以凭借不断增加资本总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但由此会引起资本的不断“积聚”，而“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④由此就形成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积累和积聚，会形成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

　　一方面，资本最大限度地从雇佣工人身上吸收剩余劳动。因此，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另一方面，资本又最大限度地压缩雇佣工人的消费水平，使之保持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和极为有限的水平上，根本无力消化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与“实现”的条件之间的这种矛盾，会随着资本积累和积聚、生产规模和市场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增长，在增长的一定点上，就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对一种“常态”或“合理”的需求来说，生产满足这种需求的一定使用价值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减少。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农业中，随后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物质生产部门；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随后会逐步扩展到其他“半外围”和“外围”国家；最终的结果，便是在所有国家的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断减少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不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求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以解决的机会没有了，而且通过经济危机求得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暂时恢复平衡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就表明，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保证资本的价值增值，而这无异于宣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死刑；反之，要阻止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总量的绝对减少，从而保证资本的自行增值，就必须制止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又是历史向前发展所不答应的。所以，“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宿命，难道不是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性原理的最好诠释吗？最后，鉴于物质生产力存在的不同形式和这些形式所处的不同层次，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规律意义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作为“总的结果”的一般生产力，而不是这种生产力的任何一种具体形式。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生产力的总和”，并且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以此来看文章开头指出的那个翻译问题，如果说作为总和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元的；那么，就其不同形式的具体存在而言，它们与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则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此意义上，交往形式对“发明”这种生产力就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有的人从物质生产力的某种具体形式出发，审查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嬗演，并以前者无法对后者做出规律性解释为由，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偏颇和片面是不言而喻的。

　　五、微观分析之三：生产力的决定性与人的能动性

　　长期以来，在处理生产力的决定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备受诟病，其决定论的立场似乎只能置人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何走出困境？假若踯躅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那么，无论做怎样的努力，恐怕都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进程看，这一文本担负的使命，恰恰在于阐明物质对精神的决定性，生活对意识的决定性，实践对观念的决定性，现实的历史前提对人的决定性。

　　那么，《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解释思路呢？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把资本主义送上历史断头台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命运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而进一步考察会发现，这种客观趋势并非由其他的外在力量强加给资本主义，相反，它正是资本家阶级积极主动的历史行为所促成的。

　　具体来说，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前者是指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商品“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或者说是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后者则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或者说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方法作为例外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这个商品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如果哪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率先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把本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力提高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以上，从而把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低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他在竞争中就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因为，其商品能够以低于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而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一种不把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差别拉平的价值出售。这里，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和通常生产它的平均劳动相比成了当时较高级的劳动。但是，生产这种商品所使用的工人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较高的报酬，“这一差额因而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并形成他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

　　现实中，正是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每一个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才都尽其所能地发展科学、改进技术、采用新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但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一般规律”。这是因为，虽然每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都在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个别劳动生产力，但最终结果必然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在此情况下，以前旧的生产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上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就会消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无论哪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就必须把本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力”重新提高到“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之上。如此形式的运动，就像热带雨林中竞相出头的植物所表现的那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资本家竞相发展科学、改进技术、采用新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由此就促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的和普遍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讲得好：“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律，促使个别资本家为了能够高于商品的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去通过分工、采用机器等等缩短他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一旦实际上得到证明，这些商品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出来，那么在旧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们就不得不低于价值出售这些商品，因为他们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现在已经大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句话，——这也表现为竞争的作用，——他们也必须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可变资本对预付资本总额的比例下降。”随着新的生产方法的采用，可变资本对预付资本总额的比例即平均利润率在不断下降，这再一次证明了它“是完全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提高劳动生产力，对于个别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不利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规律性、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是如何在作为当事人的资本家阶级积极主动、自觉自愿的历史活动中促成的。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个别情况看，其劳动生产力能否得到提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高，又如何实现这种提高等等，无疑都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需要充分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过程；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运动轨迹来看，则要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决定和制约。平均利润率在总体上不断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走向灭亡的趋势，是一个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力避“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即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同人的能动性一分为二，似乎在决定性与能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性与主体性之间，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思维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同时，这种必然性又离不开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毋宁说，它就存在于各种偶然关系和因素的作用中，并通过这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过程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偶然性则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外在实现方式或表现形式。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抽象性、单一性、单向性和一般性，而作为历史本质和规律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历史现象则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多向性和特殊性。这种多样性的特点在不同“中介环节”或“中介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并充分地展示着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历史的客观本质和规律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取决于具体的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取决于具体的偶然性关系和因素的作用。

　　在谈到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完全如同劳动能力的价值一样，实际上表现为商品的平均价格，时跌时涨的市场价格在平均价格中拉平，因而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价格本身的波动中实现、确立。”“价值”只有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才能“实现”，才能得以“确立”，离开市场价格的波动，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与价格并不是可以彼此分离的两张“皮”，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价值不是处于价格之外的某种“圣物”，价值就在价格之中。价格的个别决定，为人的能动性的尽情挥洒提供了广阔天地，以至于不正当的“骗术”都可以影响和决定商品的价格。但是，伴随商品价格个别决定中的随机变化和跳动，同时会形成一个“平均数”，一个“总的趋势”，这就是作为本质和规律在起作用的商品的价值。在此，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刻画、表达得淋漓尽致！

　　六、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