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之形成

　　六艺在战国时期又被尊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其实正是强调六经乃是先王旧典；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处之经，亦是专指儒家五经而言（乐经在汉代已佚）。清末学者章学诚也说：“六经非孔氏旧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经”自周“典”无疑。孔颖达《尚书正义》云：“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为最优，故名典不名经也。”孔颖达认为“经”是殷周典籍的总名，“典”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尧舜时期尚无文字，孔说当然不足为凭，但孔说强调尧舜之德的同时，其实也强调了尧舜之古，突出了典之原初性和经之后起的本质。

　　不过，经虽晚出，但在后世有代典而行之势。所谓“经”，《说文解字》云：“織也。从糸巠聲。”段玉裁注为：“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章太炎先生说，“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因为古代的竹简都要以丝线编连在一起，所以又引申为书籍。《国语·周语上》载春秋早期，单穆公谏周景王无铸大钱，云“国无经，何以出令？”韦昭注曰：“国君以善政为经。”是在此时“经”尚未有经典之意。大约到了春秋中后期，“经”才开始作为贵重的书籍和“典”并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派为了自重其说，将其著作称之为“经”，如《墨子》有《经说上（下）》篇。《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医家有《皇帝内经》，兵书亦有称经者，如《国语·吴语》有“挟经秉枹”之语，韦昭注曰：“挟经，兵书也。”是战国诸子经典著作均可称之为经。至此，“经”、“典”合流，经取代典，成为一个专门术语。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作为“不刊之鸿论”，成为儒家经典的尊称，战国诸子之作，不能再称“经”。西汉末，出现了“经典”一词的合用，《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此后，“经”专指儒家五经，而经典则可指一切“经时间淘洗可以常驻人心的东西；失而复得可以传之永久的东西”（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从典至经再到经典一词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中国早期学术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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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一月版.

　　（责任编辑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