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惯上我们一般将“经典”并称，但在实际形成过程中，“典”早于“经”，在春秋早期，“典”的含义涵盖了经典的含义。直到春秋中后期，“典”中一部分即西周时期的经典文献才被尊称为经；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也被尊称为“经”——这二者都成为先秦时期经典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典；经；六艺；诸子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97-02

　　所谓经典，辞海释义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我国现存的经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先秦。那么，先秦经典的初始含义是什么？经典一词是如何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分别探讨“典”、“经”的形成及其原始风貌。

　　一、典之形成

　　所谓“典”，甲骨文作或，金文作，《说文解字》注曰：“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强调其历史之古，“從冊在丌上，尊阁之也”，则意在表明典具有尊贵的地位。目前我们所能追溯的最古老的“典”是商代之典。于省吾先生《释工典》一文云：“契文之工典，工应读为贡，典即古典字，典亦册也，书祝告知辞于典册，祭而献于神，故云贡典也。”是“典”在商代主要用来祭祀先祖或神灵。

　　周人之典，承殷典而来，但其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扩充。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祭典。这是承殷典而来。周人虽不像殷人那样迷信鬼神，但祭祀也是一件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左传》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之祭祀有自己的规则，《国语·鲁语上》展禽谏臧文仲中曾言，除社稷山川等自然神能够接受祭祀外，个人被祭祀必须是对国家有大功，即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祭典不仅对受祭祀的对象有严格要求，而且对祭祀时所用之物，也有约束规定。《国语·楚语上》记载楚臣屈到喜欢吃菱角，死后想以菱角为祭。但祭典中没有以菱角为祭的先例，所以，屈到死后，他的儿子屈建以“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为理由，拒绝了父亲生前的请求。周代本以“尊尊亲亲”治国，但屈建的做法不但没受到质疑，反而得到了君子“违而道”的称赞。可见祭典对时人的约束力及其权威性。

　　除祭典外，周代又有法典。一般来说，只要国家概念一诞生，法规制度就会随之而起。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故而，法律、法规成为典则，是必然的。《周礼》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又有《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此处之“典”，当为法典。又有《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所谓“厉始革典”之“典”，韦昭注为“法典”。将周之倾败归为周厉王公然违背国之法典，可见法典对一国之重要性。

　　与法典含义类似的，是所谓“典刑。”《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语，即所谓“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之耉老，而后行之”。可见典刑是一国之刑法，治国之基要。《国语·楚语》又有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语：“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是典刑亦是先王治理国家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