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日宿宾。陈设。厥明宿兴，陈冠服。主人以下序立。宾至，主人迎入，升堂。宾揖，将冠者就席，为加冠巾。冠者适房，服深衣，纳履，出。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执笏。若襕衫，纳靴。乃醮。宾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冠者见于尊长。乃礼宾。冠者遂出见于乡先生及父之执友。”[3]P889-893

　　《家礼附注后序》云：“司马、程、张、高氏，皆有功于冠昏丧祭者。合其善而为家礼，先生其大成也。”[3]P948朱子之《家礼》一书，“冠礼则多取司马氏；婚礼则参诸司马氏、程氏；丧礼本之司马氏……及论祔迁，则取横渠……祭礼兼用司马氏、程氏……节祠则以韩魏公所行者为法。”②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终成“天下之书”[3]P948。

　　三、二者之比较

　　通过对上述两种文献对冠礼的记载不难发现，朱子家礼中的冠礼比之仪礼中的士冠礼，最大的特点便是更为简洁。这是由于“冠礼之废之久矣”，为了使冠礼重新为人们所重视，革新在所难免。

　　首先，行礼之年龄由古之二十岁改为十五至二十。这借鉴于司马光之《书仪》。司马公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责成人之礼，盖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于其人，故其礼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来，人情轻薄，过十岁而总角者，少矣。彼责以死者之行，岂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长，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难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仪然后冠之，其亦可也。”[3]P889古之冠礼后，被加冠的人便能承担社会职责，冠者被赋予了人伦上的道德责任“孝、弟、忠、顺之行”[1]P814。而在今天，冠礼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而民众的开化程度也不一样。只能退而求其次，十五岁之上大概能通《孝经》、《论语》，浅略了解“孝”与“仁”，并能粗略地知道礼仪，那也就能步入社会了。今之冠礼的举行意义比古之冠礼的举行意义更为浅近，对受冠者的要求更低，因此方将举行冠礼的年龄提前。这也是符合现状的一个改革。

　　另外，不再“筮日”决定举行冠礼的日期，而是一般选择正月里的某一天行礼。也不再以“筮宾”决定行礼的宾客，而是由主人择一贤友，深衣造访，邀请他行礼。“筮日”、“筮宾”的取消，自然是由于后世卜筮之学的没落。《家礼》中也新增了“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即在被加冠之后冠者拜于祠堂，上告祖先，这是宋代宗法制度的体现。

　　“见母”的程序改为“见尊长”，包括堂中的父母、东序的诸叔父兄，西序的诸叔母姑、诸姊嫂。礼毕冠者见国君、卿大夫及乡贤，也改为“见于乡先生及父之执友”。后世之时，一届士人的冠礼希冀皇帝参加，明显不大可能。而父亲的好友，在冠者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邀请其参加而去除拜见君王的规定，更符合现实情况。

　　行礼中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便是三加冠时“冠”的变化。

　　《仪礼·士冠礼》中一加之冠为缁布冠，配以玄端、缁带、赤而微黑的蔽膝。缁布冠是黑布帽，是士经常戴的帽子。《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注：缁撮，缁布冠也。笺云：都人之士以台皮为笠，缁布为冠。古明王之时，俭且节也。[1]P1071加上缁布冠，表示冠者已跻身于士阶层。缁布冠自夏朝便有，也有敬贤怀古之意味。

　　二加之冠为皮弁，配以素积、缁带、素蔽膝。《释名·释首饰》言：“弁，如两手相合扩时也。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5]P72“皮弁”即取一块鹿皮，裁剪为下宽上窄的片，缝合为合手锐顶之形，类似于后世的瓜皮帽。皮弁素积是上古时的原始服装。加皮弁是为了教育冠者保存上古遗风，表示加冠者可以入伍从军，承担起保家卫国之职责。

　　三加之冠为爵弁，配以熏裳、纯衣、缁带等。爵弁以黑色皮革为之。郑玄注“爵弁服”曰：“此与君祭之服。”[6]P23《白虎通·绋冕》：“爵弁者，何谓也？其色如爵头，周人宗庙士之冠也。”[7]P502爵弁又称为“广冕”，多用木板做顶，外面表以细布，布色赤而微黑，一般为祭祀典礼等场合所戴。能够与君主共同进行祭祀活动，这已不是士之阶层能办到的了，已经上升至“大夫”之阶层了。

　　《朱子家礼·冠礼》沿用司马光《书仪·冠仪》的做法，一加冠巾，服深衣，纳履。二加帽子，服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执笏。若襕衫，纳靴。虽然礼帽与服饰规格仍是逐层上升，但是比之《仪礼》之士冠礼，仍显寒碜。先秦礼制规定，只有士以上之人才可以戴冠，平民百姓只能用巾、布帛包头束发。魏晋以降，士庶界限逐渐被打破，“士庶通礼”出现。而《朱子家礼》中所用的冠巾、帽子、幞头，明显更适合于一般民众家庭，体现了朱子“礼下庶人”的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