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家钱杏邨曾经这样评论陈衡哲的创作：“作者的创作所表现的她却能用理智支配她的感情，完全用理智的力来叙述一切创作中的事件，而且绝对的没有旧时代的女性的‘多愁多病’的形态。”这个评论不无精到地点出陈衡哲的创作特质，实质上也点出了现代知识女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质。现代的陈衡哲，去除了传统附加于才女们身上的充满男性欲望化的形象。而这种去除，从她的老姑母这个才女身上就已经开始了。她以此明示读者，她们，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都不是那只会吟风弄月，供男性社会高级消遣的“才女”。

　　接着，一些更重要的关于老姑母的细节浮现出来。老姑母到了可爱的秋天，“常常叫了一只小船，命老妈子预备了茶酒食盒，自己带着杜诗和她自己近作的诗，同着我一个人去游湖看山。有一次，她在船上看了一点多钟的杜诗之后，忽然站起来，背着双手，在那小舱中间踱来踱去的吟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是这个老姑母与探春式的才女们最鲜明的区别所在。老姑母这番做派，哪里是当时一个家庭妇女所能为的，她分明就是一个风流倜傥流连山水，却壮志难酬心系天下的文人骚客，名士大夫。另一个细节是这个一生主持家务的老太太，居然在家里专设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而且“那书房是一间从来不让他人占用的她的圣室！”如果不是陈衡哲的言说，我们恐怕真的很难知道会有这种事情，了不起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他笔下的才女林黛玉，在大观园里设置过自己的书房。可这仅仅是在红楼一梦中的大观园，走出了大观园，还有哪位小姐奶奶太太会有自己的书房？法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30年初出版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做《一间自己的屋子》，说的就是女性没有自己可以用以阅读写作的独立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比任何性别压制更挤兑知识女性自我存在感。老姑母的书房，在儒生书房林立的封建中国，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当然，有可能这只是在言说中才存在的特例。有意味的是，是老姑母的书房，才促使陈衡哲去获得日后言说这个事实的身份与权利。这两代女性，构成了有代界象征意义的传承：她们联手创作完成了中国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这是陈衡哲与她的老姑母之间的秘密。因之，这种秘密使得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关系不同寻常，耐人寻味。她们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世俗关系：她比她的儿女更亲，比她的后辈更近，既超越了她们之间的亲情关系，更是超越了她们之间的辈份关系：当老姑母定期要到山水中去，改变一下她在生活中扮演的日常角色时，她往往只带陈衡哲一人同行；老姑母从不让他人涉足的书房圣地，也只肯让陈衡哲一人居住此间。这种异乎寻常的关系，显然不是亲情关系所能解释的，它更是一种高山流水似的相知与志同道合的相与。而正是这种关系，也只有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陈衡哲才能够为我们区分开女性内部与外部之间关系的不同：

　　“我的一位同样宠爱我的舅父从前曾对我说过，世上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有三种，一是安命，二是怨命，三是造命。他常常勉励我，说我应该取第三种态度，因为他相信我是一个‘造命’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的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了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

　　陈衡哲的这位舅舅不仅是疼爱她的长辈，更是最早赏识她重视她的伯乐。他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精神导师，他带她求学，甚至亲任教席，教她学识与做人处世的道理，后来又送她到设有女学堂的上海去读书。可以说，没有这个舅舅就没有受现代教育的陈衡哲。而蹊跷的也正在于此，陈衡哲自幼从舅舅那里得来的人生观与进取心，却在她面临挫折的时候，无法帮助她渡过生命与心理的双重黑暗期。反而是老姑母这个家庭老妪，却成了她信念崩溃时的中流砥柱，给了她重新挺立的信念与帮助，让她渡过生命中的危机，获得命运的转机。一种是舅甥关系，一种是姑侄关系，同样的亲情关爱，同样的援助赏识，但在关键时刻，二者对她产生的影响力与功效却表现得如此截然不同：前者苍白无力，几近无效；后者则可以起死回生，再造命运。

　　这里可以解释得通的内在逻辑只能是：陈衡哲无法从作为男性的舅舅生命中，吸取到她所要的能够改变女性命运的真实可感的力量。换而言之，作为男性强势群体中一员的舅舅，对陈衡哲所遭遇的女性多重危机爱莫能助，男性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地位，注定了他永远不能成为陈衡哲可以承继或效法的楷模。只有处于同样历史境遇中的女性，才能唤起她们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相知、共鸣与支撑，她们从同类女性中更能吸取到生命动力与精神给养。陈家老姑母代表的是不甘于传统性别定位的历代女性，她们的内心始终有着不安于角色与命运的躁动，她们的灵魂永远有着这样的呼唤与梦想，只有陈衡哲这样的后辈，才能洞悉并承继这种躁动与梦想，这是老姑母第一眼看到投奔自己而来陈衡哲时就认准的。她知道自己的意志与梦想，将在她身上得到承传，而她也不负此情此意，就这样成为现代才女第一人。

　　责任编辑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