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芃芃：我觉得作家拒绝标签是一件事，读者的解读是另一件事。在我看来，门罗叙事的角度和方式决定了她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她的小说打破叙事的连贯性，呈现一种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与女权主义美学摒弃线性叙事、看似无缝的叙事结构这些诉求不谋而合。在时间上，朱丽叶的三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她只提取了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来表达，而没有建构一个宏大清晰完整的故事。碎片化的另一个例子是《逃离》的结局，原本是卡拉的逃离，但是到最后却换成了由卡拉的丈夫来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由她丈夫来界定她回家的决定背后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卡拉到那个阶段已经被沉默了、失声了，而讲述的权力交给了丈夫。这个同样让我们看到故事碎片化的一个结果，当事人自己不说话，突显出他人讲述的故事之不可靠性。当事人的失语与现有的结构和体制允许人们采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事情，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差距，也留下了叙事空白。

　　再有一个就是叙事角度，就像朱丽叶的三个故事，她为什么没有用佩妮洛普的立场去讲述故事，却选择了基本上完全从朱丽叶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对这些经验还有其他解读的可能，却只能跟随朱丽叶体会这些故事，看不到其他人的角度，通过这种方式阅读故事的感觉对我来说很震撼。

　　还有一点就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我觉得门罗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比如朱丽叶和佩内洛普的关系，从隐喻的层面来看，朱丽叶这种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女性多少有点像第二波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呼吁要让女性获得解放。而佩内洛普或者卡拉这样的年青一代却有不同的追求，他们没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体验。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门罗刻画的这种关系，像是在西方语境下女权的代际问题的表述。门罗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过程中开始发表她的作品的，在她写作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从女权到后来的“后女权”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我们看到卡拉、佩内洛普等年轻女性，没有追求女权的解放，而是选择传统的异性恋家庭生活，好像生活得还不错。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两代人之间的不同选择，女权主义者和普通女人，feminist和women，大家需要的解放究竟是不是一样的？对这个问题，门罗也没有给出答案。

　　我在看一些关于门罗研究的文章时，看到了一个关于门罗作品的观点，感觉挺好的：她小说的叙事者，总是一个精心观察日常生活的年轻女性，她从来不去评判。门罗最好的小说都像是纪录片，记录下加拿大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①

　　男作家们写女性经验

　　方灵子：有没有一位男作家写女性的生命经验让人比较舒服的？

　　柯倩婷：中国的作家，王小波算是不错，很多人也都认可，他写出红拂、无双那样的奇女子形象，智慧、有尊严且有趣。不过，王小波的小说更多指向哲思，并不怎么落实到女性日常生活的经验。写日常生活经验不是王小波的特长。外国作家方面，我前一段时间读加拿大男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他对女性的刻画比较独到，没有我们常见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他著名的《英国病人》的女主角汉娜，战后选择留下来照顾英国病人，翁达杰写出一个有主见、有担当、艰难地面对战争伤痛的女性，不是自我牺牲的圣女，更丝毫没有作为欲望对象的想象；他的《菩萨凝视的岛屿》写一位为联合国工作的女法医，《遥望》的女主角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翁达杰描写的是她们的爱情经验与工作经历，而不是家务劳作。我举的这两位男性作家，他们对女性的理解来自阅读和历练，来自质疑权威、消解中心和审视自我的视野。总言之，男性作家如果对性别视角有足够敏感，是可以写好女性的经验的。那些性别盲视的作家，把男性的想象套在女性身上，把女性看做欲望与焦虑的投射对象，当然不可能写出让女性读者感同身受的经验。

　　艾晓明：像《白鹿原》里面把对女性的拷打作为一种景观，是十分陈腐的。也不一定非要是女性来写才能写得好，关键是要有对性别的敏感。

　　女性无边的世界还有大量的故事没有被讲述，还有大量的经验需要人们去理解。像门罗这样讲述女性的故事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就是在改变我们文化的编码。对门罗及其作品的讨论是无法绕开女权主义话题的，期待今后能够看到更多女性主义者对她的解读和研究。而对于普通的读者们来说，门罗的作品也是一扇走近女性生命经验的门，阅读她或许能够成为解除文化性别偏见的开始。

　　记录整理：“新媒体女性”余丹丹

　　①Stouck，David.MajorCanadianAuthors：ACriticalIntroduction.LincolnandLondon：UniversityofNebraskaP，198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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