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溪是陕北著名的诗人，他在陕北文学史上，特别是陕北新诗史上，都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诗人。同时，他也是我的朋友和兄长。《谷溪诗选》的出版，是件大事。于是，我为此写下这些文字，表达我对谷溪的敬重，同时也希望文坛，特别是陕西诗坛对他的创作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诗，进入到陕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传播和书写，像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执笔的《白毛女》、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他们将新诗带进了陕北，同时又将陕北民歌带进了新诗，从而形成了新的陕北诗歌传统。在这一新诗流变中，曹谷溪是本土诗人中秉承这一陕北新诗写作传统的重要的代表性诗人。

　　认真观察和审视中国新诗写作中以陕北民歌与新诗体结合的优秀作品，他们是在陕北民歌的原始意象的基础上，进行新诗改写，作品里依然保存了很多陕北民歌的基本元素。从《谷溪诗选》收录的作品来看，谷溪是在继承了陕北民歌的旋律、比兴和对偶等方法的基础上，用新诗的技法，进行了自我的新诗设计，丰富了新诗的写作形态。朱光潜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中说，新诗应该向民间文学学习，“不过学民间文学与学西诗旧诗同样地需要聪慧的眼光和灵活的手腕，呆板的模仿是误事的”。谷溪的诗歌不是对陕北民歌“旧瓶装新酒”式的简单改装，他通过汲取传统民间文化中的营养，赋予了自己的诗歌新的内容和与之适应的新形式。这是陕北的新诗发展史上，有关本土民间文化与新诗文化的融合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同时，谷溪的诗歌创作与诗歌活动为我们进入和了解陕北诗歌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谷溪开始了诗歌写作。在诗歌的社会功能在那个年代较为突出的话语场里，活跃于诗坛的谷溪在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听取了彭真、周扬的报告，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和路遥、闻频、陶正、白军民等人合作，成立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1972年，谷溪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日本、香港发行销售。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1973年，《延安山花》实现了增订再版，由96页码增至120页码，加了两个彩色插页，开本也由窄32变成标准32，总印数是28.8万册。因《延安山花》轰动性的影响效应，1972年谷溪在陕西省延川县创办了铅印的《山花》文学报。当时，在陕西延川这个远离文化中心之地，谷溪和他的文友们以诗歌为中心，带动了戏剧、美术（版画、布堆画）等艺术领域的发展。1973年我曾在当时的《陕西文艺》（《延河》前身）担任“工农兵编辑”工作，认识了谷溪，对他创作的热情和待人真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以后，中国文坛上竟然形成了一个以路遥为代表的“延川山花作家群”，作为特定年代和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事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谷溪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进入新时期，谷溪开始了全新的诗歌创作历程。1979年，谷溪写下了《磨道里的毛驴》，这首诗的副标题是“致诗人自己”：

　　晚风从小河里走过，

　　星光在天空中闪烁，

　　诗人在老柳树下徘徊，

　　像一头磨道里的毛驴，

　　一边走，一边思索：

　　日复一日，

　　在磨道里千里行军；

　　年复一年

　　在院墙内咏叹高歌……

　　有谁能体谅

　　诗人的苦衷呢？

　　——他曾被别人欺骗，

　　自己也曾是一个骗子！

　　卸掉身上的笼套，

　　连眼睛也不能被别人蒙着；

　　做一匹奔驰的骏马，

　　诗人呵

　　整个天地都是你的！

　　当时为数众多的诗人都在控诉、悲泣、伤感。像谷溪这样严格剖析自己，敢于承认自己“也曾是个骗子”的并不多见，实属难能可贵。诗人并未到此为止，这个被“欺骗”也骗过人的“毛驴”并不颓唐，也不颓废。严格解剖自己的反思是为了更好的远足。在严格剖析自己后，谷溪坚持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以战士的姿态站立在诗坛上。1984年2月，谷溪和老诗人田间拜访了82岁高龄的胡风先生。当谷溪提及当时文坛上“艺术是为艺术家而创造”这个热门话题时，胡风说：“这是什么话？如果一件艺术品不为较多的人理解，它的艺术价值也就不大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民众美学素养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水平、美学素养怎样提高呢？还要靠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做不懈的努力。”这天午饭后，胡风为《延安文学》杂志题词：“首先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这句话对谷溪的震动和影响很大，以至成为他后来做事写诗的“座右铭”。从此，作为写作主体的他的“战士姿态”、“诗人情怀”的形象更为鲜明，诗歌语言显得更加沉猛、倔强，抒情更加沉着、饱满，充满英雄主义的悲壮感。其早期诗歌中的“争辩式”声音开始成为一个风格性标记，再也无法抹掉。在诗歌技艺上，他开始注重诗歌内在节奏上的探索，从而开始寻找、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