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来对《边城》的关注多侧重于人物描绘和湘西风土人情描绘上，而忽略《边城》的叙述结构，本文以小说《边城》与电影《边城》作比较，突出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异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小说《边城》电影《边城》叙事比较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同年4月，完成了《边城》的创作。《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精心描绘的一幅湘西人物风情画，有着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其叙事艺术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小说《边城》里，沈从文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这样质朴近乎愚笨的方式开了头，从而展开了缓慢的叙述。前两章用的是介绍的语气，从容不迫地带出了翠翠、老船夫、黄狗、船总一家，也带出了湘西的纯朴风情。这里应该是有“听众”的，照沈从文的话说，是“还认识些中国文字，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于时间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但随着叙述的行进，“听众”的影子逐渐模糊起来，沈从文敞开了自己的叙述，也打开了自己，让自身温柔的情感飘荡在整个《边城》里，让温柔的叙述之手爱抚每一个句子，使每一个句子都变得动人起来。似乎伟大的作家都有让一种情绪、心理、氛围笼罩整个作品的本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司汤达是，沈从文也是。

　　沿着自然脉络行进的叙述，在第三章里微微跳动了一下。正是在这一章，叙述第一次出现感叹号（除了引用对话）：“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其实经历了五四启蒙和城市生活的沈从文不可能再是严格意义的“乡下人”，他自己也未必不清楚。这一厢情愿偏执的自我命名与这感叹号里，有着沈从文对城市文化不认同的表情。而不认同的背后，是对浸润生命的纯朴风情的肯定。同时，这种纯朴风情与健康人性也是以城市价值体系为参照、与之作比较的。正因为如此，“边城”才有机会从沈从文的记忆中脱胎出来，呈现《边城》的面目。

　　在第一、第二两章各带出翠翠一家与船总一家的叙述，在第三章的“船赛”中得到了交接与汇合；之后的第四章里，沈从文叙述了翠翠的一个回忆，是一个插曲，一个变奏，丰富了《边城》一直缓缓流淌的旋律。

　　于是在第五章里，沈从文也让大老遇见了翠翠，这样，该交代的基本交代完毕，故事的框架也初步形成，叙述的行进就有了一种便利。

　　而在之后的十来章里，和别的小说一样，沈从文也为叙述设置了障碍，如最突出的“大老遇险”。设置障碍是为了更好地行进，但故事和叙述都没有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跌宕。沈从文插在其中不起眼的对于风俗、人性的描写温柔地抚平了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褶皱。这不单是技法，更是由于沈从文的心理节奏与心灵律动；沈从文心底湘西优美缓慢的笛声重复着到来与离去，平缓了爱情主题音乐的跳荡。

　　《边城》与现实主义主流小说不同，作品采取原生态的叙事策略，描写了湘西地处偏隅、民风淳朴的人文景观，呈现出了边地与原始生态的风貌。《边城》的叙说使湘西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表征，一个被充分意象化了的文化符号。同时，沈从文所建造的希腊小庙又是充满着悲剧的，平静中有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笼罩住他们的生存。充满着悲悯情怀的作者，用沉静的文字谱写了一曲湘西喑哑的田园牧歌。就是这样，1934年的沈从文完成了他对边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抵达。

　　1949年之后，凌子风计划拍摄电影《边城》，并向沈从文先生征求剧评，之后的拍摄使用的是姚云、李隽培编写，加入沈从文意见的剧本。沈从文在意见里描述了湘西风情的一些具体细节，同时也给出了业余的指导，如“翠翠对爱情的感觉是朦胧的，盼处处注意”，“黄狗的出现不能使用得太多”，等等。

　　电影难以企及原著的思想与情感高度，似乎成了所有改编电影的宿命与尴尬。这是因为想象艺术更容易高出视听艺术，还是小说《边城》已经先入为主，我们只是在拿电影跟心中的《边城》对比？我不知道。总体说来，凌子风在导演电影《边城》时采取的是“原著”为主的改编策略。凌子风拍摄电影的时候，又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撰写了分镜头剧本，很充分地吸收了沈从文的批阅意见。对比小说和电影，可以发现，二者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基本是丝丝入扣。但是，电影与文学毕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