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党员干部中有一本书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提到曾国藩的著作，人们熟知的莫过于《曾国藩家书》，其实《经史百家杂钞》也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在晚清、民国时期备受读者的青睐，是当时畅销的古文选本。毛泽东对这本书非常推崇，认为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为什么《经史百家杂钞》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经史百家杂钞》问世以前，社会上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有两部：一部是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乘权、吴调侯叔侄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另一部是清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

　　然而，《经史百家杂钞》一经行世，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既有名臣如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褒扬，又有学者如王闿运、王先谦的敬仰，其影响很快超过了《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成为当时古文选本的畅销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观止》

　　众所周知，《古文观止》是流行的古文选本，其实它是一部学塾教材，既然是给学生看的，就要照顾到学生的认知和欣赏能力。因此，书中所选文章比较侧重于文采和通俗性，为的是便于学童和古文初学者理解和背诵，提高他们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属于启蒙教材，于学术上则缺少了一份厚重感。另外，清初社会，“八股文”考试是读书人做官的必经之路，因此学堂中尤其重视“八股文体”的培养。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古文观止》，其选文没有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有一定的狭隘性，例如除了儒家以外，其他诸子之书一概不收。

　　反观《经史百家杂钞》，所选内容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一点不亚于《古文观止》，而文章的学术底蕴以及编者的选文思想，又大大超越了它。从清朝初年到晚期的两百余年间，文化思想经历了多次流变，人们不再一味恪守“独尊儒术”。受到这种影响的曾国藩，思想丰富，他采取海纳百川的学术态度，不废文体，在选文过程中不仅全方位地收录各朝代、各时期的优秀文章，而且重视魏晋六朝文和诸子文的择选，使书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全面。同时，《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不再是以“启蒙”“审音辨字”（即读书、写文章）为目的，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所以在选文上更多地涉及了治国安邦的内容，这是适应当时晚清社会实情的，因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

　　曾国藩曾说自己“粗解之意，由姚先生启之”。粗解之意是说对古文文意的理解，姚先生指的是《古文辞类纂》的编纂者姚鼐。曾国藩在其日记中也说自己十分喜好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可以说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是受《古文辞类纂》启发的，如果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曾国藩继承了姚鼐桐城派的风格，拓宽了选文领域，并对姚鼐的偏颇予以修正，从而形成了一个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古文选本。

　　姚鼐出生于书香门第，加之为官职务多在教育方面，使其毕生都致力于“文”的学习，对匡政济世的热情远不及对学术的追求。因此，《古文辞类纂》秉承姚鼐重“义理”“考据”“词章”的标准，大量选录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偏重对古文的研读、模仿和应用，这样就缺少了对社会和天下的关注和认识。

　　同为文人出身的曾国藩在朝中地位显赫，加之经历晚清动荡的局面，济世报国的思想十分强烈。另外，文人武职的他，在思想上也有不同，即重政事、重经史，鼓励文人应有意于国计民生。因此，他在姚氏“义理”“考据”“词章”三条标准外，又提出经济一项，这里的“经济”是“经世济民”，即让社会繁荣、百姓安居的意思。《经史百家杂钞》的选文便力求与政事结合，例如姚鼐持全面否定态度的魏晋六朝文，曾国藩却十分重视，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公文、实用文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对书中文章的学习，读者可以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名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经史百家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相结合的一部书。比之注重辞章的《古文辞类纂》，这部书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实用价值无疑远超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