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礼教吃人”，《狂人日记》体现了鲁迅启蒙主义的全部内涵。如狂人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每叶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几千年来，我国所谓的圣人和那些为圣人执笔的文人，不断地为历史洗刷着血污，用虚伪的道德神话为那些刽子手们涂脂抹粉。礼教吃人，表层含义是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而更深一层是中国人对于这种人性毁灭的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有了这样的认知，无怪乎鲁迅有这样的论断：中国“昏乱的祖先，养出混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难保血管里的混乱分子不来做怪。”

　　而对于“权力杀人”，《檀香刑》中一方面是权力集团对人的摧残，另一方面则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在刑戏舞台上，他们这群人稳坐看台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动作，可是无法否认他们就是整部刑戏的策划者、操纵者，刑戏的三大演出者也都要受其支配。作为行刑者的赵甲，由于咸丰帝的赞赏、袁世凯的推荐，慈禧和光绪的赏赐，心灵异化，成为权力集团的魔爪；受刑人无论是奴才还是英雄、是官员还是百姓，他们的痛苦都是拜权力所赐，在此意义上权力又是间接的施刑者；观刑的京城百姓兴奋、疯狂的表现，变态心理的满足，更是被权力统治异化的产物，这个集团才是最大、最丑陋的观刑者。统治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身上被赋予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要让人观看行刑，就是为了显示权力的不可侵犯，让人民受到震撼，在看一场场血淋淋的刑戏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上。

　　从《檀香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从中央到地方，刑台越摆越多，越来越讲究；伴随着刑台的涌设和讲究，刑具也趋向精美和细腻。德国总督克罗德曾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刑罚最先进，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去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的政治精髓……”莫言的笔触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如庖丁解牛般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刑台、刑具之上的权力，揭露了历史的幽深晦暗。“中华民族有一种沉重的伟大、孤单的温暖；有一种野性的柔丽、人性的畸曲。”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优秀文明的源远流长还有“另一种文明”：那种变态式的残忍——对人性赤裸裸地掠夺和扼杀。《檀香刑》对刑场文化本质的揭露，包含着莫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反思，显示了他对于鲁迅小说中启蒙精神的继承。

　　参考文献

　　[1]莫言.檀香刑[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2]王光东.现代浪漫民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莫言.复仇记[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

　　[4]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5]於可训.小说家档案[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6]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7]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8]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