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原意是照亮。在启蒙作家的笔下，他们展示人性的本能欲望和生存状态，并用理性的光辉引导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却丧失其主体性的阴影。

　　鲁迅是中国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精神界战士”，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作为一个启蒙作家，鲁迅的小说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出发，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对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辛苦、愚昧、麻木的生存状态作了真实的描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通过启蒙者与民众间互相不理解、相互隔膜状况的描写，以现代意识烛照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生存困境。

　　莫言——20世纪后期崛起的民间作家，他的创作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所特有的民族性与国民性为其艺术表现前提和根基。於可训曾这样总结：“他把寻根文学对原始野性的张扬发挥到极致，同时又赋予这种原始野性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避免了寻根文学在其后期普遍存在的原始主义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转换了这种原始野性的文化语义，使之由表现一种动物性的、低级的、本能的冲动，转换为张扬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的生存强力。”《檀香刑》无疑是其最典型的代表。鲁迅的小说通过“看”与“被看”的设定，描写了“人吃人”的悲剧；《檀香刑》通过对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的形象塑造，揭示了“人杀人”的本质。从此意义上说，《檀香刑》延续了鲁迅的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传统，开掘了国民的奴性与人性的幽暗。透过《檀香刑》，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们开启的启蒙道路及其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得到了传承。

　　一无聊且麻木的看客是二者共同的关注

　　这群人在观看别人被杀时心里产生的是奇异的快感，他们善良又残酷，他们是民族性格中愚昧、麻木、保守等落后素质的代表，是屈辱卑贱的生存写照，也是人性衰朽、种族退化的象征。阿Q游街时，看到喝彩的人竟想起四年前在山脚下碰到的饿狼：“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在《药》中，那群无聊的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没有同情，没有义愤，只有看热闹的麻木，何其悲哀！

　　莫言说过：“毫无疑问，鲁迅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国民性的丑陋、黑暗的现象，在过去一百年、两百年，人性中的阴暗面还是不会消亡，永远会有，与生俱来。”《檀香刑》中有这样的描写：余姥姥凌迟美丽妓女时，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为了抢一只带有金耳环的耳朵，“一群如痴如醉的观众，犹如汹涌的潮水，突破了监刑队的密集防线，扑了上来。疯狂的人们吓跑了吃人肉的凶禽和猛兽”。最后余姥姥得出结论：“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人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观赏表演的，其实比执刀的还要凶狠。”如果干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侩子手活活咬死。因此刽子手要卖力地表演，犯人也要配合的恰到好处，“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

　　“所谓善良而柔弱的被害者只是在狮爪之下才显得善良而柔弱，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们也从不放弃成为迫害者的机会。”这样的一群人以看杀人为乐，恐怕世界上没有比这样的一群看客更让人战栗了。莫言极尽这方面的描写，甚至忍不住借余姥姥之口痛斥他们比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还要凶狠，可见“莫言对民族性格中苟且麻木，懦弱保守等落后素质，有着近乎仇恨的厌恶”。

　　二对于那些匍匐在刀下，可悲又可怜的受刑者的塑造，二者都展现了启蒙者的孤独与悲哀，以及被启蒙者的卑微和愚昧

　　鲁迅的《药》表现的不是亲子之爱，也不是革命者的英勇气概，而是革命者不为群众所理解的悲哀。作为启蒙者的夏瑜在大牢里对阿义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一句真理却在刽子手康大叔的嘴里成了不是人话；而当夏瑜在被打后说阿义可怜，在那些无知人的眼里，就是“疯话”；他的妈妈因为有这样一个死刑犯儿子而感到羞愧，甚至去给儿子上坟也要避着人。《檀香刑》中戊戌六君子的出场也在表达着启蒙者的悲哀——全民公敌式的孤独与悲哀。在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看客“抻长了脖子，眼巴巴地往台上张望着，焦急地等待着让他们或是兴奋、或是心痛、或是惊恐的时刻”。而在这场撼天动地的大刑过后，京城百姓议论的内容集中在刽子手赵甲的高超技艺和六君子面对死亡时的不同表现。六君子的死，留给人们的不是觉醒，而是刑部大堂刽子手们创造的人间奇迹；他们的血铺就的不是大清光明的未来，而是一个刽子手无比荣耀的前程。刺杀袁世凯以为六君子报仇的钱雄飞在刑场上大声疾呼：“弟兄们，袁世凯奸诈狡猾，卖友求荣，死有余辜。弟兄们，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啊！”得到的却是士兵们在军官的带领下，齐声呐喊：“愿为朝廷尽忠，愿为大人效命！“启蒙者总是处于于孤独状态，他们在启蒙过程中，不仅意识到与统治者的对立，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后障壁”，“世人皆醉我独醒”，不是光荣的炫耀，而是历史的可悲，浓浓的悲哀背后更是一种痛入骨髓的无力感。

　　三鲁迅笔下“礼教吃人”与莫言笔下“权力杀人”具有同构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将现实的问题归咎于民族文化传统是鲁迅成为文化大革命主将的重要品格。”鲁迅一生的事业就是批判中国的国民性，而对国民性的挖掘是通过批判封建礼教对人的异化实现的；而莫言则通过揭露权力对人的异化来实现。在某种历史条件下，礼教就是一种权力，而权力也可表现为一种礼教，世代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