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钟生》中儒释道文化心理的融合及其作用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被认为是古典短片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成为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学创作作为高级的精神活动，必然深深植根于一定时期的文化土壤，其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传统文化的印记。笔者自知对《聊斋志异》这部经典的认识仅是皮毛，在此仅选取《钟生》这一篇小说，试从儒释道文化心理在本篇小说中的融合、儒释道的融合对小说艺术的作用、儒释道的融合对小说的读者接受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对传统文化的反映与契合。

　　一、儒释道在小说中的融合

　　西汉后期佛教传人、东汉后期道教正式产生后，传统文化结构便成为由儒、释、道三家形成的共同体。特别是宋代以后，儒、释、道的文化心理逐渐呈现出相互融合的状态。生于明末清初的蒲松龄深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其创作的《钟生》这篇小说中便体现出儒释道三家的融合、又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面貌。

　　《钟生》这篇小说如一个舞台，儒、释、道纷纷粉墨登场，各显其才。就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身份来说，有到济南应试的“辽东名士”的钟庆馀；有能“知人休咎”的道士；也有皈依佛门、能“以杖代人”的高僧。就小说的主要情节来说，钟生宁愿放弃乡试也要回家侍奉母亲以尽孝道，“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把“孝”作为自己人生的头等大事；道士为钟生占卜吉凶福祸，并且给钟生一颗能使母亲延长七天寿命的仙丹，神卜、仙丹都是道家的典型符号；高僧用手杖代替钟生而死，为钟生驱除灾祸，与其相关的寺院、佛像、禅堂、打坐都有一种佛家韵味。全文以道士的谶言及应验贯穿全文，其中穿插的两段小故事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一是由于钟生的至孝使得母亲得阳寿一纪；另一个是道士所讲：钟生在前世误杀了一只青蛙，本来应该在今世年轻时夭折，但由于其孝感动了神灵，所以有解星人命，可以延长寿命。这就使小说有种前世今生轮回、因果报应的的佛教色彩。

　　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出作者写作此篇小说的目的——肯定孝道，宣扬孝道。作者是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内容放在了佛道观念的故事框架内进行，这其实代表了古典小说的一种故事范式，即“以神道设教”。“神道设教”开始是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其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可以起到儒家伦理纲常所不能发挥的作用，所以被封建社会许多统治者所推崇。明末清初，这一思想被文人学士所接受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在《聊斋志异》中，“神道”表现为“善恶轮回、因果报应、得道诚仙、阴遣冥诛等佛、道的宗教观念”，“教”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在《钟生》中，“神道”即为神卜仙丹、因果报应、法术，“道”即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之一“孝”。钟生因为“孝”，使母亲和自己得以延寿，科举高中得官，并得到娇妻，幸免于灾祸，小说展现给我们的也就是一个佛道两家共同呵护至孝儒生的故事，作者通过“神道”高度赞扬了“孝”这一伦理道德，正如作者在《陈锡九》中所说“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

　　二、儒释道的融合对《钟生》小说艺术的作用

　　“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得文学作品容易成为道德说教的传声筒，当教条性僭越了文学性，作品本身便失去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有的魅力而走向枯燥、单一，好的作品必须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儒释道的融合，特别是佛、道融入小说，不仅强化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对于小说本体的艺术也有重要影响。

　　首先，在《钟生》中，神卜仙丹成了生动表现主人公品性的艺术手段。道士的谶言使钟生知道中举有望和母亲将亡，这样就使主人公陷入了求取功名和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选择中，钟生“闻之泣下”，决定“不试而归”，这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孝心；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让道士点明“若过此已往，一榜亦不可得矣”，将钟生陷入更艰难的抉择，但钟生却毫不动摇，认为与“母死不见”相比，“贵为卿相”也不算什么，在当时私欲膨胀、竞相逐利的社会背景下可谓“至性语，不可多得”，钟生在我们心目中已然“至孝”了；道士又授之一丸，让钟生既可以参加考试，又可以见上母亲一面，一般人都会欣然接受这个两全之策，但钟生却“神志丧失”，想着早回去一天就能多侍奉母亲一天，仍旧决定放弃最后一场考试而赶快回家。一波三折，在道士的谶言下层层推进，把钟生的“至孝”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稔穰在《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谈到，《聊斋志异》之前的志怪小说，往往以故事表层因素（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来历等）的不容置疑来示人以真，或者只把志怪作为寓言的一种手段，使故事本身出现各种逻辑破绽，《聊斋志异》追求的不是表层真实，而是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在《钟生》中，佛道思想成了小说情节的内在推动力和线索，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促成了小说的“艺术真实”。一方面，道士的谶言及应验贯穿小说始终，从这一角度说，这篇小说就是说出谶言——应验谶言——说出谶言——应验谶言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我主要想说的一方面，就是因果报应观念对小说逻辑结构的作用。因果报应观念使得小说中事件的发生有凭有据，没有突兀之感，小说中事情的产生、发展、结局都是按照因果逻辑来的，所以小说结构紧凑，逻辑严密。首先，就大的方面说，钟生之所以能高中做官、母亲延寿、再得娇妻，并在最后那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罪责，就是因为他的“孝”，因此小说结局让钟生幸免于难是必然的。其次，进入文本内部来看，各种事件也是由一个个的因果逻辑联系起来的。小说中道士的第二大段谶言可谓至关重要，为下面各种故事的展开都铺设了前因。比如，因为钟生前世曾经误杀了一只青蛙，而那只青蛙今世已变为一头驴，所以后面才会出现那头“失勒牡驴”将小世子撞入河中，使钟生陷入被捕被杀的危险境地；正是由于钟生的妻子前世为妇不贞，所以才在今生以早死受罚，由于他没了妻子，他才得以和高僧之女结为夫妻，正是这个结合使得他得以见到高僧使自己免于灾祸。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的因果逻辑里面包含着一个个小的因果逻辑，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虽然是不真实的幻想，但在小说设定的情境内，故事本身却是完满自足的，是真实可信的。

　　三、儒释道的融合对小说的读者接受的作用

　　别林斯基说，“文学不能没有读者群而存在”，特别是放在有着“文以载道”观念强烈的古代社会，文学作品大都有着政治、道德教化的色彩，其面对的读者又大多是普通百姓，作者要达到其传“道”的目的，就需要使其作品吸引民众的阅读兴趣并得以广泛流传。如何能产生这种效果呢？这就需要作家的“道”和传达这种“道”的方式与大众的审美心理、期待视野相契合，儒释道在小说中的融合可以说为这种效果的达成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一方面，佛道化为小说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更能吸引民众的阅读兴趣，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儒释道的融合更加契合大众传统的文化审美心理，因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给人带来心灵的冲击和震撼，从而得以更好地达到作者的传“道”目的。

　　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使人们对神灵鬼怪有着本能的敬畏崇拜之情，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期，人们无法合理解释某些现象，只能依托到神灵、鬼怪身上，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对于某些科学尚不能解释的东西，人们还是习惯如此。也就是说，鬼、神作为一种民间俗文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而佛道讲究生死轮回、得道成仙、善恶果报、方技术数等，这些可以说与占卜、巫术、神祗观念、灵魂信仰等民间俗文化有着较多的契合点。佛道能“在世俗的‘视听之外’为人们打开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更有效地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儒教伦理更有震慑力”，把佛道融入小说，特别是在有强烈道德伦理说教色彩的小说中，以“神道设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这，我们可以把《钟生》与《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中的《王祥事母》进行一下比较。王祥因为怕辜负了后母的嘱托抱树而泣；知道后母砍自己不成而感到遗憾时，他主动请死。王祥可谓“至孝”甚至“愚孝”了，他的孝与钟生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篇文章都是宣扬孝道，但《王祥事母》仅是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和评论，就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钟生的“孝”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心灵冲击和自我反思。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钟生的“孝”是在充满神秘色彩的道士的谶言和因果报应中展现出来的，它告诉人们“孝”可以得到种种善报，自然“不孝”会造成种种恶果，民众因着对鬼神的敬畏和善恶果报的传统文化心理，就会自觉地提醒自己要遵守孝道，至此，作者的写作目的就达成了。这种效果是《王祥事母》远远不及的。这其实也是明清时期众多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人将“神道设教”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末以来，传统文化结构便成为由儒、释、道三家形成的共同体，对由这种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三家的趋于融合为文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传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才使得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诸多如《聊斋志异》这样的优秀作品，共同构成了我们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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