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将小说的艺术本质还原,以艺术的眼睛来审视艺术,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以此来看《水浒传》的“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撞州府”,才能了然“《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不是虚言,才能真正懂得作者深意,通过文字抵达栖息着作者思想的艺术彼岸。
三、章回体小说的市民情怀
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底层市民情怀的影响,满足于当时社会中草根民众的审美期待,其创作道路亦经历了从民间走向文人,又从文人走向民间的“积累——创作——接受”模式,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在动荡的社会中,饱尝辛酸苦辣,遭遇官欺吏诈。《水浒传》所写的世界恰也是朝政腐败,是非颠倒,“赃吏纷纷据要津”,“狼心狗悻滥居官”,正如金圣叹之泄愤之言:“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谿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这是个典型的奸邪当道、小人得志而君子困顿、英雄失路的悲剧时代。所以,《水浒传》所塑造的黎民世界暗合了普通百姓的真实处境。
乱世百姓往往寄希望于两类人,一类是清官,另一类便是英雄。渴望清官而有了包公戏,渴望英雄则有了《水浒传》。在现实社会中,渴望清官,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还民以公道,然而,当渴望清官而不得的时候,人们最向往的便只能是英雄,或称之为“侠”,“只有‘侠’才敢于把社会对‘秩序’的‘腹诽’转化为行为。以武力等实际手段对抗秩序对人民的压制迫害。”
古人有言:“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所以,难怪“狂徒”李贽称,“《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愤“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公社会。
社会的不公、黑暗与苦难使得市民渴望英雄,渴望打抱天下不平事,销尽心中万古愁,这一审美期待转而影响作品的创作。这些草莽英雄,在上梁山之前也多为百姓。另外,作者有意安排林冲第一个上梁山,作为最典型的“逼上梁山”,便为整个英雄群体赢得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从隐忍的八十万禁军首领到继续隐忍的发配之囚,再到忍无可忍的落草英雄,英雄的不幸境遇得到了读者的无限同情,让道德的利刃指向了当朝者的腐败与乱政。清人王韬说过:“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穷途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概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
《水浒传》没有借理想的阶梯,将小说塑造成为拯救万民心灵的“圣经”,它朴素的表达了普通民众对英雄的渴望与瞻仰,在水浒英雄们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中找到一份精神的慰安。鲁智深义救金氏父女,粗中有细,武松为兄长报仇,怒不可遏,这些情节之所以写来精彩,并不仅仅是作者在此处用笔深厚,亦在于它满足了市民读者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情感追求。
在崇侠尚义的民族传统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水浒传》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加之它作为章回体通俗小说的朴素出身,深厚的文化土壤,这些都足以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为后世小说树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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