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揭示出他们“桎梏——突围——幻灭”的人生历程。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工业文明对人生存空间的压迫，以及二战后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政治高压等形成重重桎梏。对此垮掉一代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突围，其鄙视物欲、追求精神独立的观念具有一定意义；然而，由于看不清社会症结之所在，在路上的求索注定幻灭：或者由于放浪形骸而终致彻底毁灭；或者转向禅宗哲学以在主观世界中求得解脱。

　　关键词：桎梏 突围 幻灭 The Beat Generation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含义复杂，中文译名“垮掉的一代”并非完全准确，后人对其亦褒贬不一。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须将对其代表作《在路上》的细读与这代人的成长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在路上》书内书外的求索向我们揭示出垮掉一代所经历的“桎梏——突围——幻灭”的人生历程。

　　一.桎梏

　　二战后的美国，表面上经济繁荣，实则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上麦卡锡主义肆虐；社会保守压抑；种族歧视严重；各种矛盾尖锐。重重桎梏使中下层青年生存艰辛、精神压抑。

　　《在路上》所反映的桎梏首先是金钱对人的异化。金钱至上的观念渗透于生活的一切层面：事业、爱情、婚姻，使贫穷阶层的年轻人过着混乱的生活。《在路上》中的小城姑娘李·安野心勃勃，一心想嫁个阔佬，穷小子雷米摆出大亨派头，李·安因此成为雷米的女朋友。雷米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峡谷的棚户区当特别警察，贫穷的日子过得不顺心，李·安“每天都要痛骂他”，[1]80而雷米也怨恨她和其他欺凌他的人。为了改善生活，身为警察的雷米偷窃棚户区自助餐厅的食物并警告同伴萨尔要跟他一条心：“……警察、李·安这类人，这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家伙，都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咱们现在得明白，谁也不会把任何现成的自救方案扔给我们。他们捞到的够多了，一只肮脏的手从不会闲着，连袖子里都塞满了东西。记住，你别想教训你老兄了，那不成！”[1]93金钱重压下的恶性生态使恋人间互相伤害，警察监守自盗、相互防范；同为下层而相互欺骗，这是怎样一个世界！

　　其次是工业文明对人生存空间的压缩。工业社会的生存模式使人远离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而禁锢于机器、污染与孤独沉闷中。《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在其早期自传体小说《镇与城》中描绘的老马丁一家遭遇破产与战争后从位于马萨诸塞的家乡小镇迁到纽约，“从纽约布鲁克林的地下室里，老马丁夫妇看到的已经不是郁郁葱葱、流芳溢香的马萨诸塞的森林，而是被煤烟熏得黑黢黢的纽约工人居住区，来去匆匆的过客，喧闹的人群和孤独的个人。”[2]93

　　此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工人阶级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出现高潮。据张海涛《再说美国》一书所述，全国列入官方统计的罢工人数，1945年为350万人，1946年为460万人。对此，从1945年11月到1950年期间，美国政府采取废除集体谈判权、审查“危险分子”、通过反劳工法、审判美共领导等各种手段进行镇压。凯鲁亚克曾提到：“美国警察对人民发动了一场心理战”“他们从发霉的窗户向外窥视，什么事都探听，如果罪行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就会炮制出罪行”。而对外为争霸世界、威慑苏联，杜鲁门的就职仪式动用了“大量杀人机器，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摆满了B-29轰炸机、鱼雷快艇、大炮，以及各种各样满是杀机的战争武器”[3]。社会如同一潭死水、令人窒息，但普通年轻人看不清原因，因此，他们接受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萨特的观点：“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必须突围，寻求解放。

　　二.突围

　　萨特主张人通过自由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垮掉的一代由此决定我行我素、追求绝对自由，从沉重的现实中突围。

　　《在路上》中的知识分子萨尔，在离婚与大病之后打算离开压抑的生活圈子与贫穷浪子狄安去西部游历。逃离吐着工业浓烟的城市，抛弃物欲横流的精神荒原，奔向辽阔的西部，投入森林河流的怀抱，多么让人欣喜！同伴狄安虽然出身贫寒、时有劣迹，但他聪慧热情，他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越轨的‘劣迹’……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时情感的疯狂发泄……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相比之下，我在纽约的朋友们却总是以消极对立的态度成天生活在噩梦中，议论社会现实，用的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书本上的或政治、或分析方面的诸种理由。可狄安恰恰相反，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和爱情；他不会因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1]7在社会的牢笼中，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但又束手无策；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狄安采取自我绝缘、我行我素、追求绝对自由的方式来燃烧生命。而后者这种“洒脱”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久困于纽约郁闷空气中的萨尔。

　　萨尔与狄安一起上路寻找人生的真谛，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在高速公路、酒吧、汽车旅馆间留连，在棉田和葡萄园里劳作，在偶遇的爱情、性与大麻中沉醉。尽管他们极端的行为方式为主流社会所不齿，但显然他们绝非行尸走肉、社会垃圾，因为他们虽然追求极度感官享乐，但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曾把它当作自由，当作忠于自我、追求本性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与任何暴力、仇恨和残忍无关”。“垮掉一代中即使是最粗俗最虚无的成员”“也几乎无例外关心着信仰问题”。[3]他们讨论尼采、哲学和诗歌；他们在酒吧中聆听爵士乐：“那黑人小号手站在那儿神态怡然……他神奇的嘴唇贴着小号吹口，浮起一丝笑意，那么动听、清脆而又舒缓的高音便飘飘而出。在这个静寂孤独的美国之夜，这乐声真是感人肺腑。”[1]312他们流浪着，寻找着，“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表示对五十年代的传统精神状况，对教育、事业、婚姻的习俗观念，对中产阶级的唯利观点的憎恶和厌倦。凯鲁亚克把这种行为方式称之为‘一种逃遁……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4]13一无所有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热爱和享受人生、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奴役人性的物质欲望的反抗，正如《在路上》的主人公所言：“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然而，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实现对现实桎梏的突围？《在路上》书里书外的结局都是幻灭：《在路上》中的萨尔拒绝了狄安、回到纽约的生活圈，现实中的凯鲁亚克40多岁时回归家庭，不再与垮掉的一代来往，46岁时因病去世；《在路上》中的狄安依旧贫困漂泊，现实中的卡萨迪因吸毒过量于42岁时去世；垮掉一代的其他代表人物金斯堡、斯奈德等人信仰禅宗以求解脱；垮掉一代日渐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