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概念不具备本体性,那么从这概念延伸出来的分类体系也就不具有本体意义。我的一个同事,绝顶聪明。在其成名作中,他把人的认同感(identity)分成了五类,并自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在作品发表之后却很少有人用他的分类体系。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度很沮丧。其实,对于认同感的分类办法可以有许多,而每一种都只是研究者为了理解或者解释他的案例而特制的分类系统。一个学者当然希望他所提出的分类有本体性和唯一性,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但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却限定了,他所提出的分类体系往往只有具体问题意识下的意义,或者说是一个为具体问题而提出的特制(ad-hoc)的分类体系。 第八,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时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态。 库恩认为,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是科学突破性发展的核心。这一论点在自然科学基本适用。自然科学中,新范式一旦建立,旧的范式与相应理论或者失去价值(例如,一旦知道了光的波粒两相性,“以太”理论就永远过时了),或者其价值将被清楚地锁定在一定范围内(例如,相对论的出现锁定了牛顿力学的应用范围)。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但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到“证明”了其他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他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可悲却几乎不可避免的情景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合流,学术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情景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以上两个由人的特性而衍生的机制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alternation),而不是范式转移。记得前苏联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垮台时,许多人跟我说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是回不来了。我当时的回答是:“等着吧,它会回来得比你想像的快。”自由主义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左派犯左派的错误,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错误,科学主义者犯科学主义者的错误,原教旨主义犯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一个观念一旦变得强大并成为从国家到社会的实践,后继者就会放大该观念的误区,再后继者就会排斥这一观念并把另一种观念推向高峰。 学术圈内也是如此:从功能主义理论倒台到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出现;从文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盛行到70年代后的垮台,到90年代后的再度兴起;从70年代前各种情感理论的盛行到此后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再到最近十几年来情感理论的回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发展轨迹无不遵循着范式交替的逻辑。 四、讨论 读完本文后读者可能会感到沮丧。读者可能会想,如果文中的论点有道理的话,那社会科学这个学问还怎么做?对此,笔者会写一些后继文章作进一步阐明。但是在本篇结语中,笔者想首先谈谈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笔者的文章不可能解决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例如,笔者改变不了社会科学叙事在功能论和冲突论之间摇摆这一现状,也改变不了社会科学叙事在结构/机制叙事和时间/情景叙事之间摇摆这一现状。笔者也不能阻止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范式交替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跟风。如果本文的发表能根本地改变这些现象的话,那就证明了本文所阐述的人的特性不具有本体性,或者说本文的主要论点都是错误的。 其次,笔者本人也不能避免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弱点。笔者的研究始终受到经验材料的限制,而其中相当多的困难来自给我们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研究材料的人,这些人也都具有人的特性。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一样,笔者也不得不采用那些带着不同缺陷的定性和定量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最后,笔者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好恶。虽然笔者在做研究时努力把研究和自己的价值观作出割裂,以至于有朋友会取笑我看待社会就像我以前在研究昆虫时看待昆虫世界一样,但笔者的研究激情毕竟来自笔者对许多事情的关心。这些“关心”肯定会对笔者在问题意识的建立、经验材料的取舍,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本文不想给读者带入后现代主义的泥潭,认为在人的特性笼罩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只不过是反映了某种价值观和权力的叙事。虽然无法也不可能来改变人的特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了解人的特性给社会科学研究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困难。虽然曾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带有社会科学与生俱来的缺陷,但社会科学著作的质量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高下之分的。为什么有些作品会得到广泛的公认成为名著?这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社会科学范式交替过程中学术品位的变化。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不少名著作者都有意无意地发挥了所采用的社会科学方法的特长,弥补了所采用方法的弱点,因而为我们呈现了在时过境迁之后仍能品出一定意义的篇章。 笔者在今后的文章中将围绕如下问题展开更为具体的论述:(1)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以及各类概念的意义和局限;(2)不同社会科学方法的认知基础和相应的叙事逻辑,以及每一叙事方法的长处和局限;(3)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基础,包括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和经验材料的获取;(4)评判社会科学叙事质量的逻辑基础,或曰如何区分对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叙事方式的优劣。 虽然谁都改变不了社会科学研究与生俱来的一些缺陷,我们仍然能通过对这些缺陷的深入了解,然后在认知和方法层面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改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叙事质量。 参考文献: 1、甘阳,2012,《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w_info.asp?PID=15012。 2、金观涛,1985,《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