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物现象比物理现象要复杂得多，但生物学仍然具有许多自然科学的性质：首先，生物行为都是本能决定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在生物世界因此是高度统一的。老虎的尖爪利齿这些“结构”使它实现成功捕食这一“功能”。任何功能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结构配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有极少数例外，比如盲肠这一结构在人体中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生物学家因此都是结构功能主义者。

　　生命现象背后的覆盖性法则（即进化论）以及生命现象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给了生物世界一个显著的系统特征——即生物世界中的各种局部规律都会遵从这两个总体性规律。

　　第二，与经典力学一样，生物学能进行控制实验，而控制实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考察若干个未被控制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规律。这就给生物学家确切地寻找生命现象背后的各种机制创造了条件。

　　第三，与经典力学一样，生物学中的主要概念和分类都有很强的本体性。一个概念或分类体系对应于一种实际的存在，有较为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并且都是可以被证伪的。例如，物种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类外形和基因组成极其相似的生物群体。而检验两个个体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的标准就是两个个体之间在自然状态下不但能进行交配，而且它们产生的子代也能与同物种个体进行正常交配并产生子代。马和驴之所以不属于同一物种是因为它们产生的子代（骡子）不再能生产子代。

　　三、社会科学的特殊性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特别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运行和变迁规律。人属于灵长目动物，所以我们一般会以为社会科学与生物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生物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不错，人类的确有很强的动物性。灵长目动物的许多习性在人类社会也都有所反映。灵长目动物有很强的地域性，人类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小到两个同桌学生在桌上互划“38线”，大到领土之争）；灵长目动物是政治动物（Waal,1989），人类也是；即使是人类的经济行为，它在灵长目动物中也有表现：有些灵长目动物能制作简单工具并进行物物交换。但是人与灵长目动物有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灵长目动物的个体行为基本上还是由本能决定的，而人是既有本能，又特别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以下简称“人的特征”）。本文中“人”是一个泛指，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同时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和团体（例如国家、公司、社会组织，等等）以及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但这三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

　　在下文中，笔者将阐述人的这一“本体性的”特征如何造成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八个方面的重大区别，使得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困难。

　　为方便阅读，笔者首先对本文的主要论点，即经典力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在八个方面的区别通过一个图表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经典力学和生物学仍然具有许多相似性，并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往往是表现在程度上。但是，人的特征给了社会科学一些全新的性质，使之产生了许多与自然科学相比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再有紧密的联系。

　　生物现象虽然比物理现象复杂，但生物行为主要是本能性行为（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体，以示区别）。在生物世界中结构和功能是高度统一的。人的特性破坏了在自然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因为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可以创造结构以维持特权，也可以运用理论来论证特权。存在（结构）因此不再等于合理（功能）。这并不是说任何社会存在都没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关系变得可紧可松——强权、洗脑和精英联盟可以维系“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总是可以被解读为是特权的需要。我给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号是因为一旦结构与功能失去了紧密的关系，任何一种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正面或负面论述都很难完全跳出论证者本身的价值观、企图甚至是潜意识。社会科学家首先要破除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社会科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坚持“冲突论”的学者同时也会显得特别功能主义——他们强烈的价值倾向会使他们在面对与自己价值观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时马上采取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第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机制都是负反馈机制。体温升高会流汗，体温降低会发抖。这都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而血糖浓度提高又会导致体内胰岛素的释放和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但是会饭后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但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稳定，而且是权力和成功。一个人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别如果我们定义一个系统有着信息输入端（A）和信息接受端（B）。所谓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将导致A值减低的一类机制。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馈又将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

　　强烈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人的追求，于是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大的原动力。人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遵从进化论原则。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理论），要么是那些会产生更大范围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以及环境危机与市场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负反馈机制都是来自宗教和从左到右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及其与它们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力量。但是这些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压抑着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因此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种扭曲的方式不断表达。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或者对人类社会的正反馈特点认识不足，或者对人类自我设定的负反馈机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论点往往都显得天真和简单。人类社会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观点：（1）文化得以延续必须有各种制度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2）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乌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thelesserevil)（比如有人也许就会以为西方民主体制就是一个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3）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解决问题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麻烦”；（4）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

　　生物是没有智力的，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现象背后的进化论原则以及生命现象结构和功能的高度统一给了生物世界显著的系统特征。但是，人的特性破坏了在生物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馈效应的（或者说是反进化论原则的）社会机制。人类社会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统特征，或者说人作为行动者可以把社会的系统特征搞得乱七八糟。

　　由于社会不是一个系统，历史发展也就不会遵从任何统一的规律。任何系统性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福山（Fukuyama,1992）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还是进步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同意默顿（Mer.

　　ton，1967）提倡的以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以及当今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提倡的以机制为核心的经验研究。但在后文中我会指出，由于人的特性，中层理论和以机制为核心的理论也走不了多远。系统性理论和中层理论的无能给了虚无主义很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主流历史学家都会认为历史是非发展的、无目的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Everyhistoryisitsownhistory)。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产生了全面怀疑，并以解构和批判既有知识为己任。在后续文章中我会系统地指出，这些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的产生，背后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原因，他们的怀疑和批判也有着从社会到学术多方面的正面意义，但他们却从科学主义的极端走到了虚无主义的极端。

　　第四，与生物学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层次”：基因、个体、群体、地区、国家、国际社会——这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耶克是对的（Hayek，1944）。

　　负反馈机制有自稳定效果，具有负反馈机制的系统又被称之为智力系统。由于正反馈机制不具自稳定性，这样的系统被称之为无智力系统。

　　仅仅是层次的一种分法。一旦有层次就有还原问题，即是否能够把某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于更低层面（比如，个体层面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机制？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对于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是还原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还原论的哲学讨论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人的策略和自我辩解能力不但使得还原主义方法的运用更为有限，而且把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几乎要一事一议（即是否能还原完要看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而定）。

　　例如，有西方学者用生物机制来解释性别不平等这一现象。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人直立后骨盆变狭窄而产生的副作用。动物四肢着地，骨盆因此松大，能产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为了“解决”直立起来后骨盆变窄这一问题，人就只能“早产”，新生婴儿要到一周岁左右才开始牙牙学步。这样，母亲照顾婴儿就变很重要，而女性的这一任务使她们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中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还原性的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性别关系在现代社会走向了平等？毕竟，现代女性又锻炼身体又推迟生育，骨盆只会变得更紧。

　　一般来说，经过还原后的理论因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性质上差别很大，或者说自变量是“外生变量”，因而产生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因此还原理论是许多学者的追求。但是，还原性理论都会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社会变化要比基因和行为上的变化来得快得多，社会现象的动态性也远远超过生物行为。像抽烟、喝酒、同性恋（对这些行为笔者没有价值评判）等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但是决定这类现象在社会中的消长却只能是社会原因。就性别平等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非企及结果，同时也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行动者之后奋斗的结果。

　　更为复杂的是，即使是针对同一问题，还原论方法也是有时有效，有时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关于人口消长背后的原因，社会科学家一般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找答案。一种说法是性别平等的社会出生率低，因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权就会不愿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认为人口增加与财产继承方式有关。在古代中国，遗产在儿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欧洲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婚姻和家庭都需要财产，于是就有人认为性别地位和遗产分配方式是传统中国人口密度较其他地区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个欧亚大陆人口都在较低的水平摆动，而1500年后又出现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欧亚大陆各个地区的人口动态具有相似性，背后一定有某种总体性规律。麦克尼尔（McNeill,1976）把这一现象还原到流行病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欧亚大陆不同人群对本地的流行病带有抗体而对外来的流行病缺乏抗体。流行病通过战争和经商在欧亚大陆来回传播，不断杀死各个群体中的不带抗体的成员（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后欧亚大陆不同群体对传统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导致欧亚大陆人口的同时增长。麦克尼尔把古代欧亚大陆人口消长的原因还原到传染病这一层次，比从社会结构角度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但是，这一理论却只能解释古代社会的人口消长。现代医学出现后，传染病对人口消长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各种社会结构的影响则在加大，还原论解释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学是“科层科学”（bureaucraticscience)，而社会科学不是。笔者采用科层科学这一概念，指的是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例如，释放胰岛素减低血糖浓度这一机制只有在人进食血糖浓度提高后才会启动，而且血糖浓度在此时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于胰岛素的释放导致。生命现象虽然很复杂，背后机制的运作规律却十分机械。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个运行严密无比的科层组织。但是人的特性把这一切全都打破。

　　（1）人的行动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某些社会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市场机制在现代社会变得如此重要，就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精英与中产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Polanyi,1957)。计划经济下工人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搭便车（freeriderproblem）就成了约束计划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机制。（2）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人可以设计机制（即所谓的制度设计）甚至改变策略和组织形态把许多方向相近的机制动员起来为自己服务。例如，为使士兵英勇作战，战争的指挥者都会设计和运用能产生以下三种效果的机制：惩罚、奖励和意识形态激励(Zhao,2015)。（3）一旦当人认识到某机制的作用后，该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会产生重大变化。20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统治者和经济学家都了解了马克思所刻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怕后果，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此后的经济危机就失去了20世纪初的破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