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探讨(6)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说明了地理科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地理建设”。按钱学森的意思，“地理建设”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她构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一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一的基础：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1989年首次提出“地理建设”这个概念时，钱学森只是列举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发展、防灾抗灾、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问题[44]88。这个见解得到了于景元、王寿云、汪成为等的认同[44]143。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钱学森将“地理建设”明确地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44]248。在1991年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明了地理建设所要依靠的不仅是地理科学，社会科学也应参与，这是他对地理科学参与合作的一个说明。这样看来，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这不需要质疑。而这门科学，其庞大的体系性意味着将发挥巨大作用，这无论对于“任务”还是“学科”都是正确的。
　　而对于钱学森所提“地理建设”及其与地理科学的关系，黄秉维后来有过一个评论：“钱学森教授提倡为地理建设而积极地发展地理科学，沉机先物，深略远谋，中国地理学界无不愿为此而尽其献替”[49]。除此之外，王铮等提出了地理建设需要的一种实施形式-地理工程，而地理系统工程是它的技术手段[53]。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UCP反映了美国地理学在“科学的”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进展。尽管UCP受到了不少批评，但UCP至少暗示了地理学发展新时机的到来。当然，这种机遇实质上与挑战是并存的，这要求地理学必须审视自己的时代背景。UCP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建设性的：①提出建构跨学科的地理科学；②提出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11个优先领域。在这里，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都具有“大科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UCP实际上至少在地理学建设上平衡了“学科”与“任务”，尽管其在“学科”话语上过多地重视了技术和工具而不是深度。不过，按UCP评论的回应，这种倾向受限于报告的任务和对象，并非本质。
　　也正是针对UCP深度上的不足，评论在说明这种不足的同时，实际上对UCP进行了再建构，又集中在地理科学的建设这一问题上。故此，UCP评论既说明了建立地理科学的合理性，又说明了其时代条件下的必然性，甚或必须。因而：①UCP对未来10年地理科学的发展尝试建构其技术和工具的一面，理论的一面被隐藏了；②而UCP评论则将被隐藏的一面重新发掘，并大力建构；③UCP及其评论结合的结果是一地理学进人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建构地理科学，以应对变化的星球及社会需求，是未来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可能摧生或使地理学发生蜕变，形成新的学科。
　　在这里，虽然国内提出地理科学概念比西方要早约30年，但在此之前蕴含这种思想(即学科汇合思想或综合思想）可能在中西方均不会有太大差距。同时，中国学者的地理科学建设明显有别于UCP及其评论的地方在于：①学科建构体系性明显，且庞大、层次分明、范畴严密，这体现在地理科学的至少4个层次，一系列学科，天、地、生、人及其综合范畴等方面，用Clarke的话说就是典型的“综合超学科”；②“学科”与“任务”明显平衡，前者除学科体系外，方法论也是一个方面，后者主要是“地理建设”问题；③已有明确的方法论并已被应用，主要是钱学森的“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黄秉维的“综合与分析方法”；④学科思想影响深远，至少从吴传钧和黄秉维的贡献上可以看到这点，而且这种影响必然地是连锁性的，将会深化和放大。
　　6.2讨论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的呼声来看，似乎表明当前地理学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即同时还有综合与建构，也即进人了建设地理学的新时期。而在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背景下，地理学的综合与建构实际上已经是深化了的综合。这个方向不仅有利于统一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地理学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还有利于地理学更好地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
　　从UCP及其评论中追求的“学科”与“任务”关系来看，地理科学建设必须寻求二者的平衡才能做到发展学科、服务社会。这一点对中国当前地理学发展体现尤其明显。总结中国近70年来的地理学发展，陆大道等指出“任务带动学科”是中国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54-56]。21世纪以来，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是学科前沿的共同驱动因素[57]，中国地理学发展战略明显地重视“学科与任务并重”「58-60]，进一步改变着中国地理学理论创新与“地利”优势不很相称的态势[61]。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的结构来看，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只有这个结构才能保证地理科学的建立，以及地理科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对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贡献，对社会建设的贡献。这一点与克莱因对超学科的期望不谋而合：解决科学、技术、工程和社会等综合问题的有效途径[62]。
　　展望未来，地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学科”与“任务”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地理科学获得公众的、社会的、学术的认同。Johnston和Barnes的评论回顾了地理学中存在的认同担心，实际上，Dichen以“全球化”为例统计了有关的40本著作，发现没有一本是地理学家写的，而且14000多条引文中只有321条是地理学家的作品，仅略多于2%[63]。UCP及其评论，以及中国地理科学建设所表征的，不仅是地理学的技术和工具问题，还有方法论、学科体系，地理科学给予学术界、社会和公众的，应是思想、方法、手段三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
　　最后，就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跨学科取向而言，虽然本文立足于UCP及其评论，兼及中国地理科学的建设，主要是“科学的”一面，但回顾中国地理学发展，人文、社会、文化地理学同样具有跨学科建设的取向。如提出了“点一轴系统”理论、中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的陆大道先生所倡议的“人文一经济”地理学建设与本文前述所论可谓异曲同工：不仅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而且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与人类活动参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故而有“人一地动力学”研究[64];交叉科学的定位、“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人文一经济”地理学科架构、基于人地系统研究的应用领域、GIS技术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受重视及新兴领域不断涌现等[65]，其发展战略亦从“需求”拉动型向“社会发展需求”与“学科自身发展”双重拉动并重型转变[19]。这样看来，未来的地理科学建设应当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66]，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取向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将会加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的对话，更好地服务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和社会建设。这样的方向可能往往给予地理学新的领域和惊奇。如近年来出现了诸如文学地理学、艺术地理学、教育地理学、媒介地理学、科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讨论热潮，对于推进地理学“人文的”方面学科建设和社会贡献都是极为有益的。其中的“科学地理学”（sciencegeography)将地理学视角引人并综合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形成新的学科，利于地理学的学术对话，而其建构的“科学一地理一社会”体系则更多地面向社会[67]，符合地理学研究的一般范式一一科学维度的合理性认知、价值维度的效用性思维、伦理维度的社会和人文关怀[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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