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探讨(4)

　　UCP编委会主席Murphy对评论者的意见作了回应，说明了UCP的编撰过程、目的和局限[38]。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接受了评论者的意见，这就是前文所说的：UCP尝试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一技术与工具和宽度；而其评论则是尝试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一理论和深度。
　　首先，Murphy说明委员会作出这个任务前的3个预设：①作出选择，包括所不能的，不应该的，故集中于地理学学科；②第二个预设的决定是最好不要抓住传统的学科分支，UCP围绕的区分性线条是如Pattison所称的“地理学的4个传统”[39]，所列问题明显是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有的问题切断了传统分支学科的线条；③决定采取相对普遍的办法整合科学，无论地理科学如何被理解，都不想采用较狭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而是试图讨论特殊的研究方向，具有经验基础及信息或数据的分析，这意味着不能覆盖地理视角的所有方面。
　　Murphy接下来就对讨论的焦点一地理科学、理论角色、深度不够和结论的视野等进行了说明。地理科学反映了NRC的术语变化和对超越传统地理学科及地理工作的愿望。这一术语是相当新的，并且意义不容易完全说明。尽管如此，UCP试图表达一种视野，即地理科学（复数）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视角决不威胁或者反对地理学。UCP努力吸收地理学学科以外具有地理导向的工作，明确指出地理学的工作并不完全由自认为是地理学家的人做出。同时，报告并不是要彻底重构地理学科，正如Barnes建议的，也是委员会成员一贯坚持的思想，地理科学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时依然使用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方法。
　　理论在报告中的地位也是复杂的。UCP是要提出21世纪面临的实证问题，解释地理研究的贡献，也可能是长期的贡献及挑战，理解挑战的重要因素。这一任务导致UCP首先提练问题，然后举例并说明地理学的视角、方法、技术。这使UCP集中于特殊的、实证的工作，其次是理论水平。这个报告可能传达的印象是地理科学更多的是技术和方法而不是理论，这非常容易遭受质疑。Murphy认为，报告的目标是强调概念和思想，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报告通篇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是明确关注理论的；对个别问题的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是地理问题的确定（这工作是理论性的，不仅是方法问题）可能与探讨它一样重要；也应特别记住本报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其他学科，而是基金资助机构。
　　关于深度与宽度问题，UCP几乎所提的任何方法都可能遭受合理的批评。Murphy理解Johnston对更为详细的个案研究的期望，甚至欣赏其对报告所涉及的思想和研究范围的积极反映。就底线而言，UCP再次严重受限于如下职责，即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报告中探讨地理科学可能有助于应对社会挑战的最具战略性的方式。编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为了宽度而牺牲某些深度。报告所给定的任务和听众使我们强调最好是给出地理科学工作的可能贡献，而不是详细讨论少数研究。
　　所以，Murphy认同评论的有益建构，如Robbins清晰地抓住了UCP任务的性质，提供了一些颇具思想的深人特别问题的建议；Winkler对UCP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局限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Clarke注意到UCP相当关注的问题是增加了综合思想，然而UCP的任务是倾向社会问题；Johnston评论的焦点是理论和深度问题，Murphy在UCP编撰过程中曾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每一章的文本中对理论的讨论较少，大多数论述考虑的是地理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对于理解的贡献，一条清晰的话语是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表征着地理研究倾向于挑战一般理论，以解释地方差异的性质和现象；Barnes的文章似乎反映了受他近来地理学史研究的影响。
　　Murphy的回应认为报告并不是对地理学的调查，也不是建议减少方法和方法论的道路。但任务及说明的方式确实给予了种种错觉，因此对UCP的评论是有益的，也是建设性的。
　　4.3引申：“任务”与“学科”
　　以上对UCP及其评论的引述，似乎可以再扩展一点。前述“how”的报告框架，实际可以理解为地理科学对“任务”的追求，正如墨菲所回应的，由于对优先领域的关注，再加上受众的非职业地理学家群体，导致报告关注未来的研究领域及关键技术或工具，理论成分被隐藏了。而被隐藏的部分，正是地理科学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关键或核心部分，也就是“学科”的部分，这从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任务”与“学科”对应着地理学思想史家Claval所说的“大科学”（bigscience)和“学术地理学”。这一点刚好是评论中所说的地理科学的“大科学”特征，而这种特征在UCP中主要表现为技术和工具；另一方面是要求对深度的关注，即加强地理科学的学科建设。ClavaH兑过“学术地理学”是地理学创新的主阵地「41]，看来UCP评论对于地理科学具有特定的贡献。实际上，近年来国外对“学术地理学”的需求也很强烈[42-4'但做“象牙塔”式的学问同样有弊端[27]。
　　因而，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与“任务”的结合。实际上，在“小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基础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学科”的成分要多一些。但“大科学”时代不一样，科学研究社会化程度较高甚至已经是社会化了的分工，科学研究应用领域常常与工程相伴，这就导致了所称的巨额资助问题，需要的科学家群体也难以确定，还可能是跨国合作。在“大科学”时代，往往因为社会需求和对应的资助倾向，应用研究较多，尤其是国家科学院、企业这两大类研究机构的出现并占据重要地位，打破了“小科学”时代学院(或大学)研究的传统。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这样来评论UCP及其评论：UCP突出了“任务”，UCP评论突出了“学科”，二者结合的结果是一“任务”与“学科”获得平衡。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刚好反映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本文在话语上也就有这个倾向。
　　5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
　　5.1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I:体系性
　　与UCP所说的“整合”技术与方法的地理科学相比，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问题，完全是体系性学科的建构。
　　中国学者讨论地理科学的代表作是一部文集，名为《论地理科学》[44](内引该书只注文集页码，但在行文中说明所收录文章作者的贡献)。该文集在建设地理科学方略上与UCP有两个相同但又同中有异的地方：①在该文集序言中，黄秉维说得很明确，“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的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44]2W，②为了建立地理科学，中国学者也曾提出过一些“战略方向”（优先领域)，如钱学森提出研究三峡库区，黄秉维提出研究全球增温。这两点与UCP表面看起来是相同的，实际上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①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更为系统；②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的研究，颇为注重系统方法论，并不仅是技术或工具的。
　　地理科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钱学森等追求综合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结果。在文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3)开幕词中，钱学森即提议面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以及近代科学分化的背景，进行综合研究[44]4。1987年黄秉维在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全委会上同样表达过这个想法[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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