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探讨(3)

　　4.1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
　　在UCP的评论中，大多评论者提及“大科学”（bigscience)这一概念。Barnes甚至认为，NRC1965年的报告中大科学已与自然地理学相伴，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计算制图和GIS的发展已使地理学与军队、政府有关系[26]。他所认为的大科学特征是：大型工程、团队，集中于特定问题，应用尖端技术、先进机器和软件。
　　实际上，大科学正像Barnes所述的那样，需要巨额资助、大量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重组)、多学科参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其成果也向多学科散射。在此情况下，参与到大科学平台中的学科，若理论欠佳，则极易被边缘化，充当工具（这是一般的评论。实际上，假如考虑到现代科学中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还有一点，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并没有划出一条严格界限来，也不太可能，他们通常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来形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若与“大科学”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象牙塔式的地理学是无法在“大科学”时代再独善其身的[27]，其科学成分和技术成分不应遭到非议才对，UCP及其评论的目的，也是对此的回应)。这类研究的典型，如欧盟科学研究计划，寻求以综合、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科学、社会的复杂问题，布鲁斯等正是以此来论述欧洲科学联盟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28]。
　　UCP主体内容，刚好强调了技术和工具，理论总结并不是主体，评论者多集中于后一方面。UCP在前言中说，“展望未来，地理工具和技术在监测、分析和应对地球表层重大变化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mix。而UCP的目的，是“如何重组地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而这里的方法实际上还包括空间分析(GIS及其相关技术)、遥感、地理可视化等?。因此，评论者认为UCP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
　　Winkler认为，UCP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交流地理科学潜在的技术、数据和方法[20]。他集中评论的是UCP的第二部分，也即UCP所提的11个优先领域。在每个问题中，UCP无一例外地遵循这样的线索论述：研究进展一地理科学的贡献一研究子问题一小结。对于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研究子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进展”部分是个回顾，“地理科学的贡献”说明“地理科学能做什么”，“研究子问题”则是“未来地理科学应做什么”，是更为关切的。他认为，每一个子问题都以“how”为开端，这种“how-to”的框架可能暗示地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技术（how)而不是理解过程（why)或者影响因素（sowhat)。“how”的框架意味着地理科学主要是技术和工具，是一门应用科学。
　　这种“how”的框架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造成一种假设，即大多社会面临的问题都可能在特定问题中获得解决。而实际上，社会问题常常是不确定的，要求多重视角和一系列方法。
　　与Winkler上述见解相似，Clarke认为UCP说明了地理学家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但这样做意味着一种行为主义，与工程而不是科学靠得更近[21]。Clarke注意到，地理学能应用于更多的工程，但除了GIScience以外，很少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提到“地理学第一定律”（TFL:Tobler'sFirstLawofGeography)这样讨论地理学定律的部分文献（指DanielSui和古德柴尔德的文献[14,29]，实际上还有Barnes?、Phillips^、Miller?及Tobler的回应文章[33]，国内学者后来作了综述[34]。TFL还被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并与“生物地理学第一定律”（Buffon'slaworthefirstprincipleofbiogeography)相提并论[35])，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导致了地理学对理论的追求，然而至今没有通向一般理论，当然也就没有大统一理论，UCP对追求理论和知识（“知识”大概是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被剔除了，这与技术哲学家的观念明显不合拍，其实也应当承认“技术”的知识性)似有保留。
　　对UCP中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不满还来自Johnston和Barnes的批评。
　　Johnston评论说UCP在数据收集、可视化和分析基础设施上投人了太多的关注，在解释原理上花费太少，这使UCP在学科论述上受到伤害，忽略了地理学科一些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36]。他认为地理科学常常表现为基本方法，实践中是观念、理解和解释，应用空间数据和可视化强调问题而不是理论及深人解释世界。但“理论”一词很少出现在UCP中，这将使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质疑地理科学中的学术水平。UCP中充满了GIS、遥感、空间数据库等词，这正是地理科学主要的卖点，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地理科学是技术导向的。在当今科学中GIS和其他相关技术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就意味着有结束。与NRC1965年的报告相比，1965年的作者们声称一些地理学家在学术圈中处于自卑的地位，不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标准科学家（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之一受益于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寻求客观性及数理表达，除了物质世界的知识之外，其他知识排除在外。这一点近代科学首先完成革命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因此成为“标准科学”，在解释世界的话语中物理学家处于最权威，而那些计量较晚的学科则处于“寻求科学”的地位和过程[37])，是否UCP暗示类似的劳动分工？
　　Barnes的评论颇有建设性。他认为，UCP偏重于大型数据集、复杂的方法技巧，以及各种材料的工具和硬件的科学模式，这只是地理学贡献模式的一种，而地理学的优势则在于它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对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比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做得更多、更好[26]。他的结论是：UCP给予的一个错觉是“科学高速路上的直线眼光”，也就是前述的可以通过特定问题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地理学不是这样或不像这样，没有一种学科的路径是直线的一没有唯一的通向真理的罗马大道。
　　4.2Murphy的回应：UCP编撰目的与“深度”弱化原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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