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导致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对“季节”和“人事”的敏感，这种对“季节”和“人事”的敏感构成了中国人节庆生活的审美心理结构，季节化的节日文化生活，人情伦理的要求，正是中国节日文化区别于西方节日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迄今为止，中国人的节日文化生活和中国传媒的节日文化传播大都是以“季节”和“人事”来展开并形成高潮的，许多其他活动形式也是在季节性和人伦性文化形式的辐射下产生或者兴起的。自然季节与审美情趣结合，人伦意义与娱乐狂欢互融，在中国人的节日生活和传媒的节日传播中，成为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符号标志。

　　中国古代的节庆活动，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活动，它是人们宗教祭祀、大喜大乐的特殊喜庆活动，即使是比较普遍存在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游艺与竞技娱乐，也与古人图腾崇拜过程、节日喜庆和聚合集会分不开，缺乏个人化、私密化的特点，常常表现为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和狂欢化，具有一套特定程序。这一点，在现代也有很明显的承继关系，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就具有这样的仪式化特点。中国传统节庆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仪式化”。“菲斯科将‘仪式’定义为：将不同年龄、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种共同的体验，以创造共有的意义和统一的身份的活动”。[2]72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3]98“天人合一”、“民族大团结”和“亲情与伦理”是中国节庆活动“仪式化表演”的“根基”，是中国人娱乐狂欢时必然产生的心理定势，也是中国节庆娱乐活动“当下性寻乐”和“超越性追求”的结合点，更是历朝历代全国人民文化生活关注的重点。每年央视的春节晚会，不但成为全国人民过年的“新民俗”，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和“民族聚合体”，几乎同时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道德需要与人伦传统。而随着国家把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规定为法定节假日后，各地传媒也结合传统民俗节日迅速增加了这些节日的传播空间，网络上大量节庆博文和节庆手机短信的流行等，都体现了传统节日文化“团圆心理和回归意识”对人们审美心理结构和现代传播内容的重大影响，既大大增加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加了社会凝聚力，也成为现代传播民族性构建的经典影像。

　　比较中西方节庆娱乐活动的不同观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西方的文化学家对节庆娱乐文化“狂欢化”的解说常常是：节庆娱乐狂欢常常是人们用来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方式，也是大众文化反抗和拆解精英文化的“有力武器”，目的在于 “戏谑”和“颠倒”正常的社会秩序。巴赫金对此的解说很有代表性：娱乐狂欢“使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4]154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节庆娱乐活动“狂欢化”的解说常常是：娱乐狂欢是传达国家政策与政府声音的很好方法，节庆狂欢的快感通常是建设性的，目的是“官民同乐”、“普天同庆”，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地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及强化、发展使社会和谐的礼仪和伦理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中西方文化在节庆娱乐上的不同观念和不同要求。分析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们会看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承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全国人民的春节娱乐狂欢，更在于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繁荣富强的象征符号，党和政府重大政治决策的“艺术体现”，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四海一家”共享娱乐和“亲情与伦理”的双重情感的体现。

　　三

　　在传播学视野中，传播具有四大功能，在其环境监测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传递功能之外，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娱乐功能。传播的娱乐功能是现代传播多种功能中最显露、最有力、最大众化的功能。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和喜爱娱乐，特别是现代大众传播如电影、电视、网络等的普及，更使大众传播提供娱乐与消遣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需要。人们借助各种现代传播中的娱乐内容了解社会情况，得到心灵放松和精神调节。同时，现代传播通过各种娱乐节目和娱乐信息使其意志和主张得到充分体现并影响人们，很明显，节日文化传播的娱乐功能对于社会的统治机构来说，也有助于把主流意识形态无障碍地扩展到大众的精神生活中去，实行“寓教于乐”。在社会高度工业化、官方制度无所不入的今天，包括春节在内的所有节假日，其意义的演变诚如费斯克所说：“节假日的官方意义是‘身心调剂’（recreatomn）并能够支持工作伦理。就此意义而言，节假日既是勤劳的工作者赢得的（报偿原则由工作领域扩展到休闲领域），又是劳动者身心调剂的过程（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恢复体力，为回到工作岗位从事更富成效的工作做好准备）。然而，节假日的大众意义却是狂欢节的意义，即从工作的规训中解脱出来，以及合法地沉溺于那些被日常生活的状况所压抑的快感之。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是身心调剂，一个是身心解脱（release）。”[5]92因此，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代视野来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传播和在此基础上的文化继承与创新，既关乎国家，也关乎个人，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关系，体现现代传播文化的最重要方面。

　　传播的娱乐功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每个国家不同的节庆娱乐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节庆娱乐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传播的一个 “有意味的形式”，一种独特的文化传递符号。各国进行民族文化传播所使用的图像符号、声音符号、标志符号和象征符号，无不与各国和各民族的娱乐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中西方的节日娱乐文化也在进行互渗，使丝绸之路从经济交流发展为文化交流并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中西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舞蹈、歌曲、游戏都通过丝绸之路得以相互传播和相互影响，如在汉族的音乐舞蹈之中，融合了“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之类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形式和内容，又如隋唐人爱好的打马球、拔河、射箭等活动，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唐代节庆活动中流行的歌舞曲合一的“清商乐”，也综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歌舞乐。杜佑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中就说：“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种，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曲”，可见各民族节庆娱乐文化传播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