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5)

　　我在《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里以这个水龙头的故事作为开场白，而在另一篇《水龙头的普世象征》里，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么一个深具现代化象征的故事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为何国民党因此失去现代光环，甚至失掉政权。
　　这些文章是1963年在家里饭桌上发生周鸿庆风波的40年之后，我才得以进行反思的成果。
　　前清遗老的故国之思
　　在40年后的反思之中，这种因为思辨论述语言的无用武之地而来的失语现象，也让我想起七八十年前我祖父那一辈人，面对刚学得现代日语的我父亲那一辈人时，也是失语的。我这种战后新生代对待失语的父亲这一辈的态度，当也有如当年我父亲这代人以日文学得现代知识之后，对待他们前清遗老的父兄们一样的态度。
　　我父亲那一辈人在台湾光复之后，以水龙头的故事来嘲笑从农村"拉夫"来的落后的国民党军队。同样的笑话也可被用来嘲笑还未被现代化的前清遗老的自己的先祖。这是"普世性"的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态度。像我祖父那样只上过汉文私塾的人，不懂日文与国语的，从日据到光复终其一生大半沉默寡言。
　　然而在日据时期之初，有幸还接受过传统汉文学堂的少数人，却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些关键作用。在台湾人以传统武力方式抗日失败之后，开始采取现代政治社会运动形式进行抵抗，就是由这批人开始的。这批在时局变化之际曾经受过传统汉文教育，而后又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代都还留着辫子，怀有故国之思，十分关心祖国的变化。
　　以20世纪初医学校毕业的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等人为例。他们生长于世代变换之际，在进到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的小学教育体制之前，都读过传统汉文学堂，并且后来都进到台湾医学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1893年生的杜聪明在回忆录提到，他是直到医学校本科第二学年（1911年）"始断发"，又说："民国初年前后，笔者是在医学校的学生时代，我们台湾青年虽受日本统治，但我们汉民族的意识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阅读报纸看中国革命如何进展，欢喜革命成功。"这些心怀祖国革命事业的医学校前后届的台湾精英子弟遂在蒋渭水、翁俊明号召下组成秘密团体。
　　杜聪明接着说："我们欢喜革命已经成功，但不料袁世凯传说要做皇帝，我们非常愤慨他的野心。"于是在1913年这群志士构想了一个暗杀袁世凯的计划，并推举翁俊明与杜聪明两人前往北京执行。这时他们还在医学校就读最后一学年。他们两人间接从日本转赴大连，再前往北京，沿路受到台湾同乡的照应。然而他们发现北京政府警卫严密，这群业余志士的粗糙计划毫无下手执行机会，又感觉到已经被盯上，只好无功而返，南下上海搭船回到台湾。
　　可以说，这个传统汉文学堂教育对他们有着深刻影响，他们在世纪之交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同时，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变化，辛亥革命使他们极为振奋，而袁世凯企图夺取革命果实，又让他们极为愤怒。他们当时的心境与大陆的知识分子是同步的。于是就在这些历史因素交错影响下，医学校学生除了有故国之思外，也吊诡地成为台湾乙未新生代挑战日本殖民统治的摇篮。医学校的这批早期毕业生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赖和等人，都成了台民放弃传统武装斗争，改采现代政治与社会运动形式的第一批先行者，在1920年代创建了文化协会与民众党，展开了台民的现代启蒙与抗日运动。
　　上面提到的这四个人，除了杜聪明外都英年早逝，看不到台湾光复。而活到1980年代，在医学研究上很有成就的医界大老杜聪明在晚年还每日勤写书法，也创作传统汉诗。这是他幼年的传统汉文教育带给他一生难以抛弃的传承。
　　另外一位只受过传统汉文教育，没上过现代学校，却成为台湾抗日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的是林献堂。他以较温和的方式投入抗日运动，有个梁启超的因缘。林献堂生于1881年台湾中部雾峰的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子弟多有在传统仕途上获取功名的。乙未割台时他已是青少年，继续接受家族的传统教育，拒绝转到日本殖民政府设立的新式教育体制。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大陆的政治发展，新世纪初梁启超亡命日本时办的《新民丛报》成了他在这方面的精神食粮。
　　1907年林献堂初次旅游日本，得知梁启超常住神户，就从东京一路寻找过去。经过几番周折，竟然在奈良的一家旅馆巧遇任公。林献堂当面向梁启超求教台湾前途问题，任公回答他"中国在今后三十年断然没有能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警告台胞切不可轻举妄动而有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的压迫。"这场让青年林献堂动容而几至涕零的会面，开启了他日后温和抗日的路线。
　　然而林献堂这类人在整个台湾抗日运动中却是极少数，这个运动主要还是由受过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主导，大半的前清遗老还是无言的。不过台湾的前清遗老还是留下了另一些遗产，尤其对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而言。我指的是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论述言说范围之外的那个下层领域，例如我那不识字的祖母。相对于我祖父面对儿子时的失语，我祖母是没这问题的。她终其一生都是传统打扮，不太受现代化影响。她的安身立命来自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由此来确定她的身份与认同。与她一样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半劳动人民，也都是以此来安身立命，传统的说书、歌仔戏、布袋戏、民俗信仰等是他们丰富的精神泉源。
　　中国传统社会用以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日本殖民政府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而全面断绝，断绝的是传统士大夫的那套语言、论述与思想。大半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包括妇女与劳动阶层这一大批人口，他们只能从幸存的民俗戏曲与传统信仰汲取精神养分。也就因为还有着这么一大片劫后余生，光复之后竟然死灰复燃，让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以隔代遗传的方式，去接上祖父母的前清遗产，直到1960年代他们慢慢凋零。我在几篇文章中提到小时候跟着祖母去观看这些民俗戏曲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竟然也能够与当时的民族精神教育联结上。1958年李翰祥在香港拍摄第一部黄梅调古装片《貂蝉》，这是我父母第一次看国语片，也带着我去。电影里边的人物我耳熟能详，是跟着我祖母到处看的歌仔戏、布袋戏一样的故事。李翰祥的黄梅调古装戏风靡全台，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造成轰动，听不懂国语的祖母也被痴迷的我堂姐带去看了，回来后也是满口"山伯英台"，因为那也是她熟悉的歌仔戏目。
　　这是一个跨世代的奇妙联结，前清遗产在这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阶层与妇女，也就是没太受到日本殖民现代化洗礼的这些人中，幸存下来。
　　世代之间不同的论述语言与感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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