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4)

　　可以说，1960年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基本上是在这反共亲美框架里进行的。我们一方面经由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启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战时期美式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开始了个人自由的追寻。这双重思潮看似冲突，却又互补。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现代化思想的启蒙之后，开始造国民党的反。在各种内外因素的配合下，终于在公元2000年把国民党拉下台了。然而，这个国民党在台湾促成的"反共亲美"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当道，而退潮的却是那个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塑造的中国人意识。
　　这个中国人身份的变化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从此台湾不再代表中国。直到今天，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都不敢说"我们中国人"。这个40年来的身份变化显示着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似乎不堪一击，而反共亲美意识形态却又深入人心，无所不在。
　　以上说的是台湾在光复之后，中华民族意识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与今天的处境。
　　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的那一代人
　　让我们回到1963年的周鸿庆事件。1963年底发生在家里饭桌上的父子争论，父亲所面对的不只是站在民族立场高位的，还是学会用国语来论述辩驳的儿子。在同一时期，这个儿子也用这套现代白话中文开始阅读各种课外读物。此后随着儿子论辩能力的发展，他更是无言以对了。
　　这件事呈现出一个重大的世代差异：我学会了用现代白话中文来阅读、思考、论辩，而父亲那代人却是从小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长大的，是以日文来接受现代化启蒙的，基本上也只能以日文来进行较抽象的、理论的思考与论辩。因此，在1963年底的饭桌上，他若真要反驳，就只能以夹杂日语的方式说出，然而这对不懂日语的我却是无效的。当然，父亲的失语并非只是论述语言这一因素，还有失势铩羽的父权这个时代结构。他不只在儿子面前失语，在社会上也是失语的。父亲那一代台湾男人的这种处境，我在《寻找大范男孩》一书详细地谈到。
　　现代化启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父亲这一代人基本上是经由日本殖民统治从上而下带来的现代化而启蒙的，而我这一代人则是经由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与反共亲美现代化理念而启蒙的。这两代人有着不同的启蒙语言，但都不是他们的母语。
　　这两套东西既竞争又互补，都是对现代文明的崇拜。虽然我父亲这一代所接受的日本殖民现代化在光复之后遭到压抑，尤其是在语言上，但在民间却暗暗地流传着各种故事，以台湾的文明先进来打击当时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国的落后。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最后还是得背负着一个"落后"的沉重罪名。这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因素，那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就如影随形跟来了的。几十年来台湾流传着各种对当年国民党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如何不良、军容如何破落、现代知识又如何贫乏。传言中，上岸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年少起就听过的笑话，二三十年来每次大小选举，这故事就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这些故事原来是以耳语传递，解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各种选战与意识形态争战中公然引述传布了。这样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练出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带着价值判断的，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军是一点不如曾"威慑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政府了。这个水龙头的故事代表着光复后失语失势的我父亲那一代人，对国民政府的反扑。对他们而言，日本据台50年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日本殖民政权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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