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关于台湾的国族认同问题,很容易陷于意识形态之争,或者惯用后殖民主义等时髦话语进行包装。郑鸿生先生却用细腻的心灵体察,为我们描绘了三代台湾人跨越乙未割台、二战光复、国共内战与两岸对立的百年历史。不同时代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最终都在不同代际身上留下深深烙印。这不只是台湾海岛的悲情历史,也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化命运跌宕的缩影。这也不只是台湾人如何寻找归乡与和解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如何在历史洪流中保持文明的体面和尊严。 近来我有三本书在大陆出版,而我要谈的却是"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这个题目与三本书的书名看不出什么关连,所以得先解释一下。 《青春之歌》是2001年年底在台湾出版的,距今已有十多年了。它的副标题是"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是以1971年发生在台湾大学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为主轴的一群知识青年的故事,涵盖1968年到1973年我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段时间。谈的是196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理想与实践,也可说是战后新生代成长的故事。 《寻找大范男孩》则是在十年后的2012年再版的。谈的却是祖父、父亲、儿子三代人之间的故事,涵盖了乙未割台后台湾百年来的社会变化。在台湾版封面上的宣传文字这样写着:"祖父是清朝遗老,父亲是日本皇民,儿子又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铺陈百年来台湾男人讲不出口的心声。"可以说是以我个人的家族史,来呈现台湾的近代史,三代台湾人跨越了乙未割台、二战、光复,到国共内战与两岸对立的这百年时光。 《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比上一本书早两年(2010年)出版。我为了写作《寻找大范男孩》一书必须收集家族的历史材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我的高龄母亲,她记得很多事情。在材料收集完成后,我母亲,一位洋裁老师,她一生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我母亲在1930年代初,十五六岁之龄,还穿着唐装帮着看顾家里开的小杂货店的时候,发现了洋裁的天地,就此投入"洋装的裁缝"这行业,成为一个洋裁老师。直到1990年代她在77岁高龄才把经营的缝纫补习班结束,前后一甲子的时光,历经了台湾女性从老唐装到穿起洋装,从量身定做到购买成衣的各种时代变化。这本书除了描写母亲的洋裁生涯外,还试着去呈现背后的社会变迁,及这位女手工艺者如何度过台湾的百年离乱。 这三本书除了各自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呈现不同时代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轴线──不同时代的身份与认同问题,牵涉到三四代人之间的感情差异,例如,相对于让我这代人如此热血沸腾的钓鱼台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就毫不关心了。这也就带出本文的主题"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就是说这三本书都紧扣着这个不明说的共同轴线。 我现在就来把这个轴线讲得更清楚。 我谈的这个身份认同很清楚指的是台湾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先讲一个故事,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那时北美洲还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来自台湾的学生多是互称"老中"。当你听到台湾留学生说一个老美和一个老中如何如何,你知道他是在说一个美国白人和一个台湾来的中国人的事。然而也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场合我和一个美国人攀谈起来,偶然谈起我的来历,我答以Chinese,心中意思是中国人。而他在进一步询问得知我是来自台湾之后,竟说我不是Chinese,只是Taiwanese。对我而言,中国人的身份和台湾人的身份是不冲突的,然而对那个老美来说,台湾人不仅不应该是中国人,也不是华人。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人与华人这两种身份在英文里面是不分的,都叫作Chinese。这老美不仅不准我做中国人,也不准我做华人。对于初到美国,对这种身份的分歧尚不敏感的我,乍听之下觉得这老美真是莫名其妙,竟然还干涉到我的身份认同。我当时想,只要中国人,不管来自台湾、港澳还是大陆,接受我是中国人,不就得了,还需要你这老外说三道四吗?当然慢慢我就发觉,这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而事情就在那个年代开始起变化。 举一个近年来的民调数字。2009年12月台湾的《天下杂志》刊出的一份身份认同的民调,有62%受访者回答是"台湾人",22%回答"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回答"中国人"的则为8%。其中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高达75%,只有15%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是说越年轻就越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我自己接触年轻人的经验也是如此。其实从1970年代台独运动兴起之后,就有不少原本接受国民党政府民族精神教育的我这一代人,在这潮流下变成了激进台独派,包括我的一些老朋友。这个趋势有着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台湾人如何再做中国人",试图分析拆解这个趋势,并提出和解的可能。但一般的反应很冷淡,大部分人不理你,少数有反应的则多表示反对或者嫌恶,尤其是在知识精英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