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上篇）(2)

　　从时间上看，风险交流(Risk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风险交流这一主题尚罕有学者问津，只有寥寥数篇文章是直接以"风险交流"作为标题。31986年可以视为风险交流研究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国际著名学术期刊《风险分析》刊发了不少风险交流的论文。风险研究学者多米尼克o戈尔丁在考察风险研究历史时，不无惊喜地指出，"1986年风险沟通作为研究焦点的到来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方式"。4风险交流的兴起，源于技术专家与外行公众在诸多现代风险议题上的认知差异。风险研究学者阿朗佐o普洛格和谢尔顿o克里姆斯基在考察风险交流出现的社会、政治背景时指出，风险交流作为一个研究主题的兴起，与专家与公众在诸如核能等技术风险问题观点不一致有关。5这一观点已经为风险研究者所普遍认同。美国著名风险交流专家皮特o沙登教授指出，"为了弥补风险技术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差距，政府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者不得不转向风险交流"。6可见，专家与公众在核能等涉及环境、健康等技术风险议题上的认知差异，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风险交流的逻辑起点。
　　20世纪70、80年代，众多风险理论研究者围绕风险属性和风险认知等风险领域基础性问题，开始了风险学说理论拓荒式的研究，创立了风险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学、风险人类学等各种风险学说理论，并作出了专家与公众之间存在风险认知差异(DiscrepancyBetweenExpertandLayman)的重要论断。7学者的上述基础性研究，为后续的风险交流模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总体上看，风险交流模式研究是在80年代有关风险属性和风险认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例如，风险研究专家罗旺教授在风险客观物理属性和社会建构属性的类型化思想启迪下，总结分析了风险交流的技术视角与民主视角，并认为技术视角下理想的风险交流是单向的、专家告知式的信息流动。而民主视角下理想的风险交流则体现为规则主导下的程序。杰米o沃德曼总结出发达自由民主社会中存在的风险交流的四种模式："风险信息模式"（RiskInformationModel)、"风险对话模式"（RiskDialogueModel)、"风险场域模式"（RiskFieldModel)、"风险治理理论"（RiskGovernmentModel)。
　　诚然，上述学者在风险交流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模式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英国风险理论研究者瑞格纳o罗夫斯登特教授对将环境和核能领域的风险交流研究成果和结论简单套用到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研究之中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向何处去？"这一值得深思的严肃命题。就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领域而言，具有影响力的风险交流模式界分为"知识赤字模式"与"民主审议模式"。客观而言，无论是知识赤字模式，还是民主审议模式，都具有颇深的理论渊源，而且在包括食品安全风险在内的众多风险交流活动中被广泛运用，亦为风险交流研究者所广泛推崇。因此，本文继续沿用这一模式划分。下面，本文将从理论基础、目标、表现方式等三个方面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知识赤字模式与民主审议模式进行分析比较。
　　(一)理论基础方面：工具理性vs.交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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