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验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产生于经验。那么，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会计研究，自然概莫能外。

　　失去了经验，失去了皮肤感，认识就无从产生。最好的经验来源，自然有利于最好的认识的产生。那么，我们的会计学经验在哪里?答曰:乡土之间。

　　在一个开放的年代，没有谁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经济，国家，社会，政治，民族，法度，历史，伦理，情操，礼节，使命。离开了我们的乡土经验，我们就难以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费孝通先生1936年负笈英伦，留学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1938年完成博士学位，题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成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过去的一百年中，在英美法德等国取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如过江之鲫，过渠之鳅，然而，博士论文能够垂响至今者几人，何哉?舍自身熟悉之乡土经验而就陌生之他乡经验耳。

　　生于兹，长于兹，识于兹，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比较优势在于兹。舍己之长，竞以己短，非但不智，也无益也。因为，美国问题的研究，倘若不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何来的美国经验呢?难道只靠文献阅读就可以成为美国问题专家了吗?又如何对人家有帮助，又如何赢得对方的尊重呢⑤?脱离了经验的经验研究，还能再称为经验研究吗?我们试图以研究中国问题发表在美国期刊作为衡量研究水准的尺度，名之以“顶天立地”，这是对顶天立地的曲解，就如同脚立于中国土地却想把脑袋伸向美国天空的一颗歪脖子树。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

　　我国会计学研究者们，如果要向我们曾经的老师———美国会计研究者们———作最好的致意，就是做出全世界最好最真实的中国研究，而不是继续追随，亦步亦趋，做世界二流哪怕是准一流的美国研究。

　　十二、时代画卷，波澜壮阔

　　那么，今天的我国会计学研究者，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又给了我们怎样的经验呢?

　　先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吧。根据Bairoch(1982)的研究，1750年到183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都占到全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到了1953年，这一比重竟然下降到了仅为百分之二点三。所幸的是，1978年以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2013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五十七万亿，高居世界第二，并被认为会在将来不长的时间内总量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回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拥有的位置。中国正在复兴，亚太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央。GertzandKharas(2010)进行了一项预测，认为2009年至2020年，亚太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将从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八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三，而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将从百分之五十四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这些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的中国人生产，供美国人消费，中国人赚得的利润，购买美国人债务的模式，恐怕难以为继，也不值得为继了。随着亚太特别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内需的扩大，将使得中国企业开始为本土的消费者制造，考虑本土的消费者偏好，并将赚得的利润借给本土的消费者和企业家。那么我们中国会计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开始为中国的读者创造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并开始接受中国的学术市场检验了呢?

　　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我们不妨听听历史学家是怎么看的。历史学家唐德刚(1998)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型。一次是自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初步完成，把中国从一个封建制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至此中国“百代皆行秦政法”，至今犹然。这一次转型，历时约两百年始见功成。另一次，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来至今，大约一百七十年。这期间，中国落后挨打，深受外侮内乱之苦，传统帝制受到世界民治浪潮的挑战，农业经济受到工业经济的挑战，冷兵器受到坚船利炮的挑战，遂至河山破碎，传统瓦解，信念崩塌，精神萎靡。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厉行变法，改革开放，经济蒸蒸日上，民生显著改善，有重开盛世之象。

　　倘若二百年为中国历史大转型的大体时长，且天佑中华，则再有三十年，中国接近完成五千年来之第二次大转型。唐德刚(1998)认为，“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连成一气，做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他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地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不知我们今日的会计学研究者，有没有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抑或依然跟着美国会计学研究继续学做工匠，在细微处精雕细琢，如同淮扬菜的师傅能在萝卜上雕花，豆腐上刻红楼梦一般。或有云，遵循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光立意高远、构思宏大是不行的。这句话没错，当下学人皆极重小心求证一节，却忘了，倘没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多大意义呢。不致广大，如何尽精微呢?

　　十三、会计研究，走势特异

　　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呼唤卓越的文学、艺术、学术与思想。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过去二十年我们的会计学术研究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我们对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学、财务学和会计学美国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来看看这三个领域被认为最杰出的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有何异同。之所以没有选择国内的会计学术期刊，是因为这段时间国内的会计学研究基本上要么被美国期刊上的文章引领着，要么被学界不公正地认为天然地水平低下于美国期刊。

　　经过一番分析，我们发现，会计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侧重于研究和阐释某些制度、政策等带来的负面效果，经济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侧重于探索和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奥秘，而财务学美国期刊上的中国研究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正负参半。需要说明的是，财务学美国期刊上发表的中国制度政策具有负面效果的研究大半出自会计学者之手。由此可见，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学者的研究思路与经济财务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的研究思路呈现出巨大的悖离。经济学以及财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与时代经验高度吻合，而会计学却走出了与时代背景几近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奇异的走势。是会计学研究本来就偏重批判和揭露吗?非也，刊载于美国会计期刊上的美国研究，发现某项政策、制度、准则具有正面价值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些说明，发表于美国期刊的中国会计研究没有能够接触和反映中国的时代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是更加关注美国的旨趣与需求。因为倘若上述的判断不对，那么何以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六年经济的高速成长呢?难道这些成长都是失败的政策和制度带来的吗?倘若这样的研究思路值得推广，何以经济学与财务学的学者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呢?在某种程度上，会计学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下游，会计学研究需要从经济学研究中汲取养分，从JensenandMeckling(1976)的代理理论到WattsandZimmerman(1986)的实证会计理论，便是鲜明的实例。然而在中国会计学研究与中国经济学研究上，这一规律再一次被打破。难道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方向错了吗?还是我们没有充分地学习其成果，致使自身营养不良从而方向偏离了呢?当我们忽视了乡土，而把视线聚焦于那些美国问题的研究文献，仔细计算着如何才能提高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的概率⑦，我们自然就会置身边浩瀚生动的乡土经验于不顾了。

　　十四、现代化路，各异其趣

　　美国，是近两百五十年来崛起的后现代国家，一般认为，它在二十世纪初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放宽历史的视线至两千年，其真正兴起也才一百余年，因此仍然算新兴国家。而中国具有五千年历史，有着厚重的传统与文化积淀，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近二百年来一直致力于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度。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灵的层面上，后现代的新兴国家美国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古国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它们对于学术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诉求。对于后现代国家，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补和完善的问题。甚至，个别学者如福山(1992)曾经发出“历史已经终结”的喟叹，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最高的最后的形态。而对于现代化转型中的文明古国，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在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中，变革扬弃，完成现代化进程。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我国转型的目标指向现代，那么，直接用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研究取代我们现有的研究，不就行了?这一推论若要成立，其前提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相同。或者有人又问，既然我们转型的目标指向现代，那么现代国家目前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转型成功后要研究的问题，因此也是更加高级的问题。这一推论若要成立，其前提是，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结果相同。那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会相同吗?

　　虽然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潮流，比如历史学家唐德刚(1998)有云，“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19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的一种改革性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的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与反应的现象”。但是，唐先生也补充说明，“由于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亨廷顿(1996)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这样写道，“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

　　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这一论述深刻地解释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繁荣之间的关系，一旦非西方的文明创造出不亚于西方的物质繁荣，它们就会回到自己传统的信念中，甚至会动摇西方固有的信念体系。

　　其实不要说中美现代化路径与结果的比较了，即便是美国和英国的现代化路径和结果，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最终一个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一个走向了总统共和制。西方文明内部的现代化尚且如此，遑论东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呢?因此，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美国或者西方的会计学研究成果，来取代我们的努力，而忽视巨大的现代化路径与结果的差异，是断然行不通的。更何况，即便曾经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福山(Fukuyama，2011)，现在也开始重新反思了。

　　十五、建我城邦，永得配飨

　　我们这一批中国会计学人，究竟在为什么做着研究。这个问题，或想不到问，或不愿意问，或不敢问。然而这个问题，终究是绕不过的门槛，不仅自己会问，时代会问，历史也会问。

　　历史学家钱穆(1971)悲伤地说，“我已过了七十之年，我敢老实对诸位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旧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和新中国人。诸位或许会说我顽固，但盼诸位不要说我是悲观。因我认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必将复兴。此七十年来之中国与中国人，最多只是一过渡”。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自周朝开始就设立史官，史笔如刀，历史记载是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对于历史的追求，只是帝王将相的事，和我们会计学人毫无关系?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旧的已经熟悉的道路，不顾不管自己乡土的经验，一心只想在美国的学术殿堂中得到配飨，这使我突然想到昆德拉(1967)的小说《玩笑》中描写的主人公路德维克的命运。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建设并建成自己的学术城邦，我们将始终是眼看着别人享受公民尊严的流民，我们将始终是那些自视为开化的人眼中的夷狄，我们最终都将成为别人历史中的烟云。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奋斗，我们终将有机会建成自己壮观瑰丽的学术城邦并配飨其上。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依然拥有伟大的生生不息的传统，这些是有形被摧毁而无形依然存在的城邦。我们虽然似乎在乡土中，一时失去了庙堂，但是，“礼失求诸野”，传统依然以不自觉之用的方式存在。甚至，我们不需要刻意求之，这是一种源泉，“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