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什么会形成以美国期刊为国际一流期刊的状况呢?这一方面固然有对美国强大的政经军文繁荣的崇拜，更多还是当时国内学术市场不彰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幸赖海内外诸先生首倡与力行，实证会计研究之风于神州始兴，迄今已约二十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格局初成。

　　今日，不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国内权威的学术期刊发表的会计学术研究基本为实证成果，而且我们还次第拥有了《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中英双语)、《中国会计学刊》(英语)和《中国会计研究》(英文版)三本专注中国会计问题研究的英文刊物。二十年的奋力追赶，中国的第一流高校所培养的会计学博士，已可媲美美国及世界一流大学的会计学博士。然而，国内的众多知名高校，却对国内会计学博士城门高悬，只对海外会计学博士郊迎百里。全世界还有其他这样对待自己培养的博士的国家么?

　　视线回到二十年前，实证研究尚不为会计学术主流所熟悉和接受，发表文章之难可想而知。况且，即便杂志编辑想要发表，又哪里去找审稿人呢?在那一时刻，利用国际学术期刊的市场，来甄别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水准，用墙外香来量墙里花，不失为一种好的权宜之计。那时若不由他们鉴定，还可以交给谁呢?

　　未想这一当初的权宜之计，竟被我国会计学术界奉为圭臬，准备长久地加以供奉了。这固然与事物发展的惯性及已然形成的既得利益有关，更与对世易时移的失察和迟钝有关。这二十年来，不仅我们会计学的研究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取得了全新的发展。我们拥有了世界级的经济体，从而拥有了世界级的研究问题。基于五零后及六零后的实证会计教育家们的出色培养，产生了由七零后和八零后组成的会计学研究青年生力军，只要提供良好的硬件与软件环境，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工作。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唯一遗憾的是好的中文期刊仍然只有《会计研究》一本)。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是应该认真地开展研究，不辞劳苦、富有牺牲精神地建立自己的中文会计学术市场，争取避免永久为附庸的命运呢?还是继续将学术的审判权交到美国期刊的手里，继续努力发表符合其旨趣与需求的学术成果而视国内重要问题若无睹，努力争取成为排名靠前的永久附庸呢?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我们千辛万苦，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批堪称世界级的、优秀的实证会计研究七零后与八零后青年队伍，然而却不继续深化改革、改良学术制度、创造学术市场让他们专心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却让他们耗尽毕生的精力，皓首穷经，去美国的期刊发表可以普适到美国的论文，置中国重要问题于不顾。这样的状况，难道还准备再持续二十年吗?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为了学习、追赶和培养人才，选择这一权宜之计，属于迫不得已。那么，这一目标如今已经初步实现，就需要及时改弦易辙，以免再让后面一代甚至几代青年学人继续在歧途中挣扎，白首无功，徒耗青春。

　　七、傲慢偏见，迎而合之

　　这二十年来，在美国的几个主要的会计刊物上，不免发了不少写得很不错的中国题材的论文。注意，我们说，“写得很不错”，也就是说，是符合美国刊物的写作条理、口味和结论的论文。当然，其中自然也不乏我们很喜欢的论文。而且，在将中国题材介绍给国外的早期，“写得很不错”而“合人口味”，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不少在海外发表的论文，国内的读者并不十分认可。不少用英语写的，准备去海外投稿的论文，在国内的会议上演讲了之后，听众们也不一定同意其中的故事。甚至，不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的题材，几年前在中国国内，早已被探讨和发表过，却没有被引用。中国现在的学术界，至少在会计领域，有这么一种怪现象。大家(包括我们这两个作者在内)写中国的论文，却不愿意让懂中国问题的中国人审稿，而要拿去让不懂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审稿。外国编辑或审稿人对中国问题不太懂，但偏见倒是有的。这偏见，或来源于对中国了解的滞后。滞后多少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或来源于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同中国，这包括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或是因为政治正确性这个概念，轮到了中国，就可以不适用了。当然，理解或是了解，是一个过程，要有一段时间。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的飞速发展，被会计领域的编辑和审稿人们视而不见了。

　　但研究者们大都很聪明。面对这样的偏见，仍要在海外发论文，怎么做?那就迎合吧。目光流转，巧笑倩兮。总而言之，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是怎么看的，我们就给他们提供怎么样的证据，或是提供怎么样的对证据的解释。这就造成了在海外发表的中国会计论文，大都是谴责性的，谴责中国的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外对中国的误解永久固化。那么，这些被谴责的制度对象，在中国存不存在呢?当后来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所谓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及争取让国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成果，所以鼓励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英文成果。但是，这一附带的目标，竟至几乎成为目前学术的全部追求。

　　然存在。但很多研究者为了迎和，只揭露坏的，而不愿意，或已养成习惯不愿意从正面的角度去分析很多现象。

　　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时时强调内生性。而有些研究者，在学术品味上，却不强调内生性。中国的某些制度，存在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可能是糟粕，也可能是精华，在于你从什么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国营企业真的全是不好的吗?国营企业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研究者从谁的利益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一味的从股东或小股东的角度出发。

　　因为要迎合，中国的一些好的制度，就没有人讨论;对中国制度的某些正面的论证，也被抹杀了。

　　而且，因为研究者的迎合，进一步加深了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的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计刊物中出现的中国问题研究，大都负面。这与中国这三十六年来的经济的发展，人权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相符。这样的循环，也直接导致了许多真实反映中国现状的论文，老是被国外刊物拒稿。正是“越女如玉，江头浣纱”。这样的只为暴露中国阴暗面的研究，发表的模式，是片面的，不真实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也可想而知，是不可持续的。

　　八、天生丽质，枉然自弃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我们的研究系统缺乏自主性。我们中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也不愿意搞清楚，我们写论文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论文的受益人是谁?我们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有没有意愿建立自己的标准?真正懂中国问题的人，是我们自己。真正可以受益于中国研究的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敢于自我欣赏，敢于建立自己的标准。

　　不少有经验的研究者，遵奉着这么一个研究模式:中国题材+美国意义=好研究，或再简化一下，美国意义=好研究。这个模式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成立。这个模式，同时也导致了许许多多奇怪的现象:

　　中国的教授，写美国经济论文的不少;从没去过美国的研究者和学生，也在写、甚至发表美国题材的论文;在中国开会，却要用英文演讲;中国论文，自动送给美国人审稿;高校以国外发表为最高标准;一线高校，专收海归，而不看研究者的能力。

　　这么做的危险在哪里?没有话语权，又借用别人的标准，研究发表就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掌中。人家要你成功你就成功，要你失败你就失败，人家要你维持在一个什么程度，你就在什么程度。中国大学在全世界的排名，是在剔除中文研究成果之后的排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高校，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交大，中大，厦大，武大，上财，中财，南大，南开，重大，…，几时可以在世界上领先。大学如果都要找海归，自己培养的博士再好也找不到理想的学校，不少学生都一门心思地要去券商。我们的博士项目，这样一味地强调英文写作及海外背景，十几年来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又要走向衰亡的路。甚至，难道为了让研究被别人认可，连自己的语言也要放弃吗?要知道，不少学校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大都是我们二十年来自己培养的人才，而不一定是海归。这种局面，现在似乎很难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承担的学术、历史和世界使命，也会化为乌有。

　　这一切，表明我们都在“自弃”。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希腊的，西方的情结”在作祟，是我们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但是，凭借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自信心应该是空前的。中国研究的模式，应该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地变为:中国题材+中国意义=好研究;或是，也简单化一下，中国意义=好研究。这应是鉴别中国研究好坏的标准。如果我们掌握了研究的标准与自主权，那我们就可以“天生丽质难自弃”。

　　九、学者理性，循规蹈矩

　　没几年前，我们还认为中国学者在技巧、理论、文献上不如国外受过训练的学者。如今，在这些方面，两者已然没有什么差异。“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性”，“市场有效性”等等，都已是地铁里、公共汽车上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也就是说，在技巧上，我们和国外学术界是跑在一条线上的。而上面已经说过，在题材上，我们是比国外的学者要丰富多彩得多。

　　我们的企业家都在国外一往无前地投资和并购。而大多数学者，却是驯良的、理性的羔羊。只要你遵守这行业里的规矩，只要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中国问题，得出某一种结论，那就有可能发表，而发表是你的最终目的。“发表或灭亡”，变成了“发表即灭亡”。我们中的很多，做研究是一种命题作文，而不是源于好奇和兴趣。这种现状需要改变。前面已经讲过，研究上的循规蹈矩在美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经济很成熟。而中国的研究跟着美国去循规蹈矩，是不正常的。在中国转型、新兴终至复兴的这个历史阶段，最有可能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

　　十、郊游逃学，还是自立

　　所以，中国会计研究，应该离开美国式的循规蹈矩和旨趣需求，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实践性。

　　这种离开，应采取何种形式，郊游，逃学，还是出走，自立门户?

　　郊游，只是为了换换口味，肯定是要回家的。逃学，只是因为一时愤怒，仍是要回家的。自立门户之后，是可以不回家的;当然，请了之后，也是可以回家看看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去国外刊物上投稿。有意义的，希望让别人了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拿出去给大家看的。或者，我们应该吸引别人来读我们的刊物。这就是说，做好一部乃至几部中文刊物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更愿意看到高质量的中文刊物。要知道，中国市场大过世界市场。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的读者群，是远远大过国外期刊的读者群的。否则，我们永远在国外刊物施舍给我们的狭小的文章出版空间中徘徊。这对我们的学术尊严也是不利的。

　　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着自由与向往之境，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中国会计研究者的面前。是时候了，我们离开陈旧的华堂，披荆斩棘，去建筑自己心中理想的城邦。

　　十一、乐土乐土，吾之乡土

　　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场负气莽撞的出走吗?当然不是。我们早有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我们梦想在会计学研究中，走出一条乡土的道路，乡土社会，乡土经政，乡土问题，乡土研究，乡土读者，并经由之建成自己的学术城邦。

　　即使不能尽以成败来论英雄，事先认真的检讨与分析也十分必要。明知失败而迎上，是为不智。必须找到可行的成功路径，才值得为此不懈奋斗。乡土之路的分析，须自哲学层面开始。实证会计研究基于经验主义哲学，那我们不妨从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来探讨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考察中，以下这些名字难以绕过，笛卡尔(1596－1650)，洛克(1632－1704)，休谟(1711－1776)，贝克莱(1685－1753)，波普尔(1902－1994)，罗素(1872－1970)。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笛卡尔被认为是第一个问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的哲学家，开启了将哲学从形而上带入经验的大门。他说，“至今有一些年了，我发觉我自年幼时就把许多错误的信念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因而自那以后，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一切是非常可疑的;因此我确信，如果我想在科学中建立某种坚固的、永久的结构，我就非要坚决地、认真地把我之前接受的所有意见统统清除掉，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建造不可”。斯蒂格勒也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犯得最多的错误，就是相信别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2)。这些说明，脱离自身经验的知识，纯粹在别人的经验之上发展知识，是多么的可疑。洛克在经验主义哲学上，做出了革命性的发展。洛克进一步提出，“让我们假定心灵和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白纸似的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也没有任何观念，那它又是如何得到这些观念的呢?…我对此可以用一句话作答，即从经验中来: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知识本身归根结底源自于经验”。休谟之叉则更加犀利，他说，“一切正当的信念要么是一种‘观念的联系’，比如数学、逻辑的陈述或概念真理”，要么是一个‘事实’，它能够通过诉诸我们的经验而得到证实”。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是科学和形而上的分野，并认为，“不可被证伪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实验科学的作用在于提出可以证伪这些理论的设计;存活的理论暂时被接受，但永不可以被证实”，甚至他更加激进地提出，“不可被证伪的理论是没用的”。罗素总结道，“在探索确定性时，我们自然是从我们的经验开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无疑是由经验而来”。特别让人心折的，是康德的问题，“我们据以确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世界的人类心灵的结构和法则是什么?”，康德的回答是，“知性不是从自然中获得它的法则，而是为自然规定法则”。康德的回答，与比他早生七百年的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竟然可以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