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验主义认为，认识产生于经验。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会计研究，其最直接最准确的经验来源是基于中国本乡本土的认识，这也符合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供求规律。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路径和结果之间的差异，作为转型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国)与后现代新兴国家(美国)在学术的诉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对会计学术的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挑战。我国会计学者应回归乡土经验，建设属于自己的学术城邦。但是，目前我国的会计研究被美国的会计研究所裹挟，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取向的会计学研究。这既非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旧模式仍在延续，且有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新模式尚在襁褓酝酿，步履维艰。何去何从，如何破局，本文作者不揣冒昧，试图尝试对这一问题从感性到理性探讨的超越，以期抛砖引玉，待学术界同仁批评斧正。

　　【关键词】乡土；城邦；经验主义；会计研究；中国

　　一、庸局败局，忧不断绝

　　思想火花的迸现，需要长期的积累;碎片化的知识，需要思想的整理。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离不开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否则，如同物理学离开了实验，天文学离开了星空，气象学离开了风云，文学创作离开了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若深究起来，美国的会计学研究何曾一刻离开过其所在的乡土，其所试图研究的，皆是美国社会中认为重要的问题，并据此建筑出学术的城邦。虽然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会计学研究同样饱受思想贫困的痛苦，但其依然堪称实证会计研究的典范。而全天下的研究者，惟美国研究马首是瞻，扈随景从，徒学其形，尽失其神。遂有今日一马不鸣、万马齐喑的局面。学术之路难觅，创新之道茫然。会计学界非有壮士断腕洗心革面之勇气，断难脱此困局、庸局、败局而开一全新局面。这些苦恼，绝不是我们个人的苦恼，甚至不只是中国会计学者的苦恼，也是美国以外的会计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的集体苦恼。

　　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如果我们回味一下国际上这二十年来的实证会计研究，我们也许会感到，会计研究真的进步不大。

　　也许，还不止二十年没有大的进步。从BallandBrowm(1968)将会计学推上大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地位之后，会计学就没有显著进步过。研究者大都在做Ball和Brown类型和风格的研究。在这种自我满足的状态之中，全世界的大学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会计学博士，也将终身教授的头衔戴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会计学助理教授的头上。本文的两位作者，自然也是这个制度、这种系统的受益者。

　　然而在实证会计学短暂的辉煌后，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的会计学国际上的学术成就，只能让我们心里充满了困惑和徘徊。国际上的研究，在风格上是雕琢，雕琢，一味地雕琢;在思想上是保守，保守，极端地保守;在人员上缺乏新鲜的面孔与血液;在形式上是推崇做敏感性分析，稳健性分析，缺少新鲜想法。研究灵感不来源于实践和生活，而几乎大都来源于文献。在文献中寻找一条狭缝，然后一头钻进去。这样的研究，对实务界有什么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几乎没有。那么，这样的研究，是不是虽然对现今实践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但却是象牙塔中冒着火花的、思想的撞击，能够高瞻远瞩地为后人提供无比的遐想和灵感呢?也绝对不是。这样的实证会计研究，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是一种玩具性质的研究，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戳破窗纸，大声疾呼，指出这种研究的贫乏，也许只是“皇帝的新衣”一般的道理。

　　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下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是从经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出发，形成对会计学术研究的比较优势与供求关系两个维度的讨论，发现其理性交集在基于乡土经验的中国会计问题研究。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如果正确地去做，也许可以为全世界的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一条新路，实现极大的突破。说得极端一点，中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也许可以为全世界的实证会计研究，做出拯救性的贡献。

　　三、研究突破，望眼中国

　　鸦片战争后，这近两百年来，我们一向习惯于向国外学习，最早向英国、德国、日本学，而后向前苏联学。如今又向美国学。总而言之，近代、现代的中国人，是个好学的民族。如今的学术界，自然是向美国学。向别人学习没有错，但学习了之后，不争取学术独立性、主导性，不跟现实对接，满足于当学生，这在现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状况下，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有朝一日会发现，好不容易学会了别人的那一套，别人却因此没落了。

　　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国际(主要是美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几十年来没有本质性的发展。所以，美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者，我们只好不客气地用工匠来称呼他们。工匠不是艺术家，不是创新者。工匠式的研究者，做的是放大镜式的研究。瓷器可以造得越来越漂亮，但不会成为惊世骇俗之作，它的制造者也不会留芳百年、千年。一代人过去，他们就都淹没而沦为尘土。工匠们，还会本能地去保护行业的均衡性和稳定性，提高进入行业的门槛。工匠们，会本能地去拒绝新的思想和创新，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大规模的复制。中国国内的会计研究者，却有不少是思想家、创新者。创新者的作品可能是粗枝大叶、涂鸦一般的，但往往因为原创性和乡土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先试着比较一下国内和美国主要会计学术刊物上的论文题材。美国刊物上的题材，大多涉及会计稳健性、分析师、机构投资者、资本成本、盈余操纵、公司治理、各种披露、对冲交易利润、新技术，等等。老牌和新星的教授们，都还在研究以上问题。这样的研究，更像命题作文，是可以大规模生产的。

　　只要给了题目，谁都可以写，谁都会以同一种格式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四平八稳。中国国内刊物和研究者思考的会计学题材，可谓五花八门，不仅包括以上题材，更有宏观政策，选择性执法，政治关联，国有民营，政治级别，在职消费，人际关系，伦理基因，宗教信仰，境外居留，腐败违规，等等。

　　所以，我们的话题更加宽广，更加新鲜，更加活泼，更加有生命力。

　　当然，如果你相信内生性的话，自然不必沾沾自喜。研究题材上的国内和国外的差别，部分是由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带来的不同活力造成的。美国的经济，相对于中国来说，更成熟，更稳定，所以美国的研究，少了丰富的题材，少了活力，只能是围着研究的工具而转。而中国是正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变革阶段，适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阶段自然为研究提供了极多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更注重本质的、原始的、多元的、乡土的问题。今后十年内最好的论文，应该来自中国。就像二十年前大多是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海尔和张瑞敏，华为和任正非，格力和董明珠，阿里巴巴和马云，腾讯和马化腾，等等，现在都在世界上知名。

　　四、以为普适，以致普失

　　也许很多读者都有在美国刊物上投稿和被拒稿的经历。稿件被拒，除了论文写得实在太差这种原因外，一般都有一些莫须有的原因，如普适性(或称可推广性)、内生性、数据可靠性、意识形态性，等等。审稿人不读稿件，也能以这些原因拒稿。这个现象可以体现出很多中国研究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源于国外刊物的，也有源于我们自己的。

　　首先，什么叫普适性?这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在日日思考的问题。几百年前，也许人们并不提普适性，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普适这个概念当时不存在。普适性这几年是讲得比较多的。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在美国国内日益完善的今日，传教士式的美国人似乎认为只要全世界的国家都昄归了美国的制度，这个世界就完美了(基辛格，2011)。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同时又崇尚自由化、多元化。其实自由化、多元化与美国人所认为的普适，是格格不入的，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推崇的普适是单方向的，是美国制度在全世界的普适，其他地方的制度是没有可能、也不应该普适到美国去的。这一点，就是再善良、再大度、再老实、再诚恳的美国人都是信以为真，奉为教旨的。也就是说，这种单方向的普适观念，已经成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自然渗透到学术理念中来，尤其是在检验标准比较模糊的社会科学。在这种信仰下面，美国的学术界在与外界交流时，虽不一定是要救世，却一定是要传教的。

　　那么这种信仰，这种普适，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这种信仰，这种普适，在某些历史阶段，有没有正确过呢?也没有。信仰，肯定是阻滞科学研究的发展，就好像是宗教法庭面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一样。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没有在这里反对宗教，或认为宗教与科学格格不入。这里说的信仰，指的是对某些规律、现象、理论的毫无挑战性的崇拜和接受。

　　举个例子。大家一定看到过这样的审稿意见吧，“这篇以中国为背景的论文，不一定可以普适到美国或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以我们拒稿”。你投稿之前，也大概一定早已预料到了编辑或审稿人会有这么一招吧，所以有一点投稿经验的你花了很多笔墨在论文中说明为什么这篇写中国的论文，可以普适到全世界，或者说就是美国。当然，有了更多投稿经验的你，有时会在论文中强调为什么这篇写中国的论文，只适用中国，而不适用于全世界，或是美国。也就是说，你想以退为进，背水一战。不过，你再有经验，再以退为进，也架不住如下这样的拒稿原因，“这篇论文通篇用了西方的代理理论作为基础，可西方的代理理论不一定可以普适到中国，所以拒稿”。无形之中，编辑或审稿人也不小心地承认西方或是美国的理论不具有普适性，但受害者却仍然是你。下一次，应该反问:“西方代理理论不适合中国，就是少了普适性，那为什么还可以发表呢?”

　　所以，什么叫普适性?其实，理解普适性很容易。站在金字塔的底层，你看不到普适性;站在金字塔的顶层，你就可以看到普适性。也就是说，普适性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目光的远近深浅，胸怀的包容狭隘，思想的澄明混沌。再就是说，普适性不是命题作文中要求出来的，不是作者的事，而是需要读者，观察者去感受领悟的。就像读到海明威(1952)的老人与海，老实巴交的中国人记起了古人的愚公移山;就像中国人看了屠格涅夫(1852)的猎人手记中的俄国农民及醉汉，黯然想到了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就像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狄更斯(1838)的“奥利弗·退斯特”时，偏要把它叫做“苦儿流浪记”;就像张爱玲将英国海外的老处女，异乡漂泊的姘妇，上海开店的犹太人，港大糊涂的舍监，纠缠不清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走在泰国的清迈城里，伤心地仿佛看到三十年前的某个江南小镇;就像严复翻译赫胥黎(1893)的天演论，定要将第一句平平淡淡的英语，译作“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看不到其中的联系，看不到其中的感染力，看不到普适性，应该是读者的问题吧。也就是说，看不到普适性，是审稿人和编辑的水平和境界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也许只有爱与宽容才是真正地、无条件地具有普适性的。

　　当然退一步说，非要在学术上谈普适性，那么这个概念，是对一个论文群体才更有一些意义的。对某一篇学术论文提出普适性的质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系统性地以普适性作为给某类论文拒稿理由，则是失去了学术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可证伪性了。

　　五、需求差异，饰以普适

　　在偏见以外，还有需求所导致的原因，造成稿件的被拒。这种原因被拒，依然常常以普适性的问题表现出来。其实经过科学检验的站得住脚的发现，其本身并没有普适性的问题。所谓的普适性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只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其结果就会自然呈现，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正如，高锰酸钾加热可以产生氧气，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或是海平面上水的沸点是一百摄氏度，这些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没有差异，实验完全可以重复。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实验场所不能随心构建，更多地将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人类社会看作是天然的实验场所。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就与研究者所在社会的制度文化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实验环境所适合的社会科学研究，未必适合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有着不同的取向和重点，契合不同国家社会的制度历史和现实，满足不同的兴趣与需求，这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倘若美国的期刊如我们给它们定位的那样，是国际一流期刊，正如它们也如此自视，顾盼自雄。那么，国际一流的期刊，就应该以极大的包容心与同情心，兼收并蓄，关心国际上所有国家的问题，而不是只关心美国的问题，或是只关心美国关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美国这些主流期刊的审稿中总是要问，你的发现是否以及如何对美国有普适性。这说明，美国读者的旨趣，美国社会的利益，被放在比学术本身重要得多、优先得多的位置上。这里的所谓普适性问题，其实是需求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在会计学领域，美国的期刊顶着国际一流期刊的名，干着美国一流期刊的活，却要对全天下的研究指手画脚，品首论足。事实上，在会计学这样的学科领域(包括大部分文科领域)，不太可能有国际公认的一流的刊物。研究李太白的诗歌，天然就应该不如研究惠特曼的吗?研究米襄阳的书法，又如何与梵高的绘画研究进行比拟呢?基于利益与需求而形成的评判，却以普适性的名义伪饰行之，还要继续多久呢?

　　六、本计权宜，竟逐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