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浓厚孤立倾向的古典主义和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东方主义的合流，曾在西方学术领域引起质疑。１９世纪的几大重要发现，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这种重新认识过程的具体体现。这种重新认识自１９世纪末开始，在２０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由涓涓细流汇成一股学术潮流，反映了西方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伯克特是这一潮流在当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东方化革命》，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抛弃传统观念：“窃望拙著能充当一名打破藩篱的使者，将古典学家的注意力引导到他们一直太少关注的领域，使这些研究领域更易接近，甚至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或许它也能激励东方学者（他们几乎同古典学家一样有孤立的倾向）继续保持或重新恢复与相邻研究领域的联系。”

　　然而，澄清希腊与东方的联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黄洋教授正确地指出，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领域，更为充分的研究极有可能进一步修正我们对于早期希腊历史的认识，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掌握古代希腊文献，而且还要有比较语文学的训练，掌握古代西亚和埃及的文献以及多种语言，也要对考古材料有着充分的了解，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有条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他的告诫对象是中国学者，但是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西方学者，适用于所有正在或者将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