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领域是文字和语言。希腊文字的基础是腓尼基字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希腊字母的形状是对腓尼基字母的改写，两种字母表的顺序基本一致，甚至绝大多数希腊字母的名称也是从腓尼基语接受过来的。腓尼基语向希腊语的转写几乎是机械的，只有在一个基本方面例外：元音。元音的发明正体现了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创造性的修正。绝大多数希腊元音的形式源自腓尼基语的辅音或者半辅音字母，后者在希腊语中毫无用处，只是被视为简化过程的音节符号，而元音的发明则将这些音节符号转变成真正的字母符号。在希腊字母表中，主要的元音和辅音首次独立出来，各自单独表达。这一系统仍为绝大多数现代语言所使用。马丁·伯纳尔考察了希腊语中外来语的现象，提出了数百个他认为“可以验证的假设”，当做希腊文明具有亚非之根的重要证据。然而，文字和语言领域的几百个案例仍然不足以构成文明整体特性。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文字的运用对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

　　尽管有学者认为，文字应对古风时代的绝大多数变革负责，在走向民主、逻辑或理性思维的发展、批判的史学、法律的制定等方面起到了辅助或激励作用。但是，文字的作用是加强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趋向，而不是对其进行基本的改造。希腊社会具有的独特性在文字到来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进一步朝着自己特有的方向前进，从而发展出与东方文明特征迥异的古典文明。

　　至此可以形成一个基本结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在一些具体社会文化事项方面，也能看到东方的影响，如哲学、建筑，还有会饮等社会风俗，以及一些实用的物品如钱币等，至于是否能称得上“东方化”，还没有足够多的确凿证据支撑。但是在诸多领域，希腊人仍然保持了本土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如史学、抒情诗、舞台剧等。东方社会的许多独特事物也没有在希腊找到对应之物，如巨大的宫殿、强大的王权、连续性的王朝等。

　　“东方化”最初是一个艺术史的概念。艺术品方面的比较研究相对较易，因为有具体物件和作品作为证据。一旦将“东方化”从艺术史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难题就油然而生。艺术史术语“东方化”，其实是文化传播论者用以解释历史的方式，可能更适合于物质文化，而非观念的历史。具体文化层面的转换和改造比整个社会其他层面的转换更容易把握，然而以人工物品的流动为基础来建构文化交流甚至历史发展的脉络，还需要更多社会生活领域层面的分析。

　　实际上，“东方化革命”是“东方化”和“革命”两个概念的复合体。“革命”最初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的是相对较短时间内权力或组织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革命”一词也被引申到其他领域，其基本含义仍然指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如古希腊历史上的“公元前８世纪革命”，指的就是城邦的兴起这一“结构性革命”。由于一些学者将“公元前８世纪革命”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７５０—前６５０年，恰好与默里所提出的“东方化时代”吻合，而希腊城邦社会的兴起也确实和希腊与东方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同时发生，这两股历史潮流对希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此，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的辨析，关键在于艺术上的“东方化”是否引起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本文认为，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东方化革命”只是一种想象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

　　就公元前７５０年—前６５０年的希腊社会来说，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城邦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而希腊城邦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在公元前７５０—前６５０年这一百年时间里突然发生的，而是迈锡尼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缓慢发展的结果。这种以城邦制度为框架的发展，经历了从迈锡尼时代到古风时代，再到古典时代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决定了希腊文化的基本特质，这种特质与东方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艺术与社会中人的尺度与标准”，单个人作为公民，在独立的城邦中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这些智识上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希腊人，在不同于东方的公共空间上所展开的自由辩论等公共话语，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强烈自我意识。尽管这一时期的希腊社会在艺术方面经历了一个“东方化时代”，除了艺术等领域以外，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但是在与东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希腊人所摄取的总是适应于本土土壤的元素，因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东方社会完全迥异的城邦体制。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而已。然而，一些学者却着意强调这一时期东方影响的作用，甚至将这种影响夸大到“革命”的层面。

　　四、想象的根源：古典学遭遇东方学

　　“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深层次背景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的碰撞。

　　１８世纪中期，随着欧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勃兴和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股民族主义的风潮。加之学术上的日益专业化，西欧社会开始了一场将古希腊理想化的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来寄托和抒发现代欧洲人的精神诉求和政治目的。温克尔曼、赫尔德、歌德、洪堡等文学巨匠和思想大家，将古代希腊理想化推向新的高度。

　　１７７７年，沃尔夫（Ｗｏｌｆ）进入哥廷根大学，要求注册学习“语文学”或“文献学”（Ｓｔｕｄｉｏｓｕｓ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ａｅ）。沃尔夫用“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意为“古典学”）一词来指称他所从事的研究，这标志着现代古典学正式确立。古典学虽然以研究古希腊拉丁文献为基础，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表述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因此很快与温克尔曼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融为一体，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把文学或精神文化同某个独特的民族或部落、某个独特的人种联系在一起。独立起源与发展的概念取代了文化间相互影响的模式，成为理解文化的关键。

　　语言学者对“印欧语系”的发现———即大多数欧洲语言和波斯语及梵语都衍生自同一原始语言，强化了希腊、罗马、日耳曼之间的联系，因此把闪米特语世界排斥在外。但是为希腊人的独立性辩护，还得否认他们在印欧语系的大家庭内与印度的亲缘关系，以确立一种观念，就是将古典的、民主的希腊理解为一个自成体系、自主发展的文明模式。

　　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的影响下，加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对东方的全面优势，以及近代以来“东方”的衰落和西方学界对东方衰落根源的解释———专制、腐朽、没落的景象，西方学者因此倾向于把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的影响降到最低，甚至有意将东方因素从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文明中“驱逐出去”。维拉莫维茨（Ｗｉｌａｍｏｗｉｔｚ）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闪米特以及埃及的民族和国家衰落了几个世纪，尽管他们有自己古老的文化，但除了少数手工艺技艺、服装、品味低劣的器具、陈旧的饰品、令人厌恶的偶像崇拜和更令人反感的各路虚假的神祇以外，他们不可能对希腊人有任何贡献”。

　　与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古典主义相对应的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兴起的东方主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思潮。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个东方（‘东方’这个名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这一术语的“东方主义”内涵最早由爱德华·萨义德于１９７８年提出，参见的光明。”黑格尔从地理的角度来寻求或规定历史的起点，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于东方，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了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黑格尔认为“亚细亚是起点，欧洲是终点”，也就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东方文明的先发性，但是他对东方的认识确实充满了想象。在黑格尔眼中，“蒙古”同“中国”一样，都是“神权专制”的形象，是“封建大家长主宰一切”的形象。而对于印度人，他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由于“印度人天性的一般要素”就是“精神处于梦寐状态的特征”，印度人还没有获得“自我”或“意识”。同时，由于“历史”必须是“精神”发展上一个主要时期，加之印度人并非是能够有所行动的“个体”，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扩张，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别人所征服。概而言之，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数原殖民地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特别是前殖民统治国家，继续以种种方式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萨义德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微妙却非常持久的偏见，并决意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期打破这一偏见，为东方正名。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体系，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以《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出现了东方研究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