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一些学者将“东方化革命”的命题纳入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的研究框架下，形成了“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基础就是“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因此，要理解和辨析“东方化革命”，前提是考量“东方”、“东方化”以及“革命”等基本概念。

　　二、“东方化”的史实基础

　　许多现代语源学研究者将“东方”、“西方”两个词的词源上溯到腓尼基人传说中的卡德摩斯（Ｋａｄｍｏｓ）和欧罗巴（Ｅｕｒｏｐａ）甚至更为久远，不过古代希腊人尚无“东方”的概念和意识。我们在论及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希腊”与“东方”这些二元对立概念都是现代术语。尽管这些术语本身是现代性的，不过指称的事项却是历史的具体存在。

　　探讨这些概念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东方”究竟是一个地域的还是文化的范畴，或者其他方面的范畴。关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与“东方”以及“欧洲”与“亚洲”看做两对同等概念，即东西方地缘文化的区分与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是重合的———从爱琴海到黑海，中间是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部分希腊人居住的土耳其西海岸和沿岸岛屿被称为“东希腊”，在传统上属于“西方”或“欧洲”的范畴。然而这种地域的划分不能准确表述文化或观念上的区别。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东方”是一个想象的地域，或者“东方”在地域上是不存在的。本文认为，地域上的“东方”概念是探讨“东方”内涵之基础，因此需要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地域上的“东方”也有不同的范围，本文大致以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作为地域上的西方与东方的分界线。以此为基础，在涉及其他范畴的“东方”概念时进一步加以界定和阐述。

　　从希腊人的认知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尚无“东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意义的“东方”在古典希腊时期已经出现。波斯的入侵使得希腊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开始把波斯人和希腊传说中的敌人联系起来，把他们一概视为来自亚细亚、对希腊产生巨大威胁的宿敌，因而也是与希腊对立的蛮族。正如默里所说，希波战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也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希腊文化已经从东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创造出来。

　　东方对抗西方，专制对抗自由，希波战争中创造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回响。希腊和波斯的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文化的特性，希腊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因此，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希腊”与“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是希腊人关于“他者”的一种认识范畴，这一范畴中的“东方”可以泛指在文化层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东方化”的界定。论及“东方化”时，必须考虑何种程度的性质或状态改变能够称之为“化”，还要考虑到“化”的过程、结果和状态。正如珀塞尔所诘问的：“东方化”是否包括了关于程度和完整性的判断？是否意味着一个稳定但不断改变的时期，或者是完全的改变？换句话说，如果“东方化”是一个过程，是否意味着结果就“东方化”了？若不是，为什么不是？早在１９７３年，博德曼就以黑格尔关于东方和西方精神对立的模式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东方化”是希腊人主动地、有自主意识地转变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还是被动地、因袭陈规地接受来自东方的产品？

　　直到伯克特所处的时代，严谨的西方学者仍然侧重于从具体文化事项入手进行分析，拒绝在没有确凿证据之时就贸然建构文明互动与交流的模式。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前言中明确表示：“我有意侧重于提供证据，证明希腊与东方文化有相似之处，以及证明希腊可能采纳了东方文化。某些时候，当材料本身不能提供文化迁移的可靠证据时，确认文化间的相似性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能使希腊和东方的文化现象摆脱孤立，为比较研究搭建一个平台。”而我们能够据以为证的主要是艺术、宗教和文学领域的比较研究。

　　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艺术的“东方化”过程中，腓尼基人扮演着先驱的角色，尽管他们在艺术层面只是发挥了中转和媒介的作用。亚述帝国和埃及的艺术被认为是希腊艺术最重要的原型。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在东方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罗德岛在公元前８世纪时也十分重要；所有在公元前８世纪兴盛起来的重要朝拜地，如提洛岛、德尔斐，尤其是奥林匹亚，都发掘出了数量可观的东方工艺品；紧邻厄立特里亚的雅典也值得特别关注。

　　希腊艺术中的东方因素首先体现在手工艺品方面，最早的无疑是金属制品。从公元前９世纪后期起，克里特的腓尼基金属匠人已经开始生产锻造青铜器物用于献祭，考古学家在伊达山的山洞中以及奥林匹亚、多铎纳和伊达拉里亚地区都发现了他们的产品。腓尼基的青铜碗和银碗普遍被作为贵重物品交易，不仅在塞浦路斯，而且在雅典、奥林匹亚、德尔斐，甚至意大利南部的普勒尼斯特、伊达拉里亚等地都发现了这样的碗。上述地区发现的碗中至少有三个刻有阿拉米—腓尼基（Ａｒａｍａｉｃ－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ｎ）铭文，法拉里（Ｆａｌｅｒｒｉ）出土的碗上还刻着楔形文字。“东方化”最为显著的是陶器。默里认为，陶器的东方化风格首先出现于公元前７２５年左右的原始科林斯陶器上，稍晚出现的雅典陶器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不过现在已经有学者确认其时间更早，几何陶文化后期即公元前７５０年左右，东方艺术的影响逐渐清晰起来。这一点在底比隆画家工作室里装饰花瓶的动物图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装饰对我们理解东方化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们对动物形象的描述，而且在于他们包含了特殊的主题：正在捕食的猫科动物，经常以正在攻击猎物的姿态呈现。这些动物中最常见的就是狮子，不管是单独出现还是出现在捕食场景中的狮子，都能够在阿提卡陶瓶中看到。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狮子和豹子同斯芬克斯、塞壬、戈尔工以及其他有翼的怪物一样神奇。已经有学者精确地指出了这些动物模型的来源，例如，从形态上说，狮子首先是赫梯的，后来是亚述的。

　　还有一些在希腊发掘出来的东方艺术品也值得注意。象牙雕刻毫无疑问来自东方，虽然这种技艺后来被希腊人采用。公元前７世纪出现的鸵鸟蛋和来自红海的砗磲贝壳也是如此。珠宝则更常见，如各式金饰、彩陶珠以及玻璃珠，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赫拉的三串桑椹状耳饰当属此类。宝石、印章的使用和传播更有力地证明了与东方的联系。在伊斯基亚岛（Ｉｓｃｈｉａ）发掘出了近百枚叙利亚—西利西亚的印章。莱夫坎迪的陵墓中发现了叙利亚和埃及风格的类似护身符的饰品———葬于厄立特里亚英雄祠（ＥｒｅｔｒｉａＨｅｒｏｏｎ）的王子佩戴着一枚镶嵌在黄金上的圣甲虫形护身符。此外，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圆柱形印章在希腊的萨摩斯、提洛岛和奥林匹亚都有出土。

　　希腊艺术的“东方化”，不仅是指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同时，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其直接证据就是希腊人在制造中吸取了新的技术性工艺，这不是简单地通过购买成品就能做到。希腊手工业者们旅行到了靠近东方的某些地区，并在贸易据点建立起作坊。

　　在那里，他们可能方便地见到东方的工人。艺术家的这类迁移从他们自己制造的物品中可以得到确认，这些技术只能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金丝细工饰品和粒化技术、宝石的切割、象牙雕刻、赤陶模的使用和青铜的失蜡铸造法等，都是这类技术的例证。这些技术都不是彼此进行远距离的接触能够学到的，而是需要一段学徒过程，其间彼此曾密切合作，交流过种种细节问题。并且，工匠因有一技之长，与定居的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截然不同，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就为希腊手工艺者或者艺术家学习东方技术提供了条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希腊人对东方艺术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面对各种外来模式，希腊工匠的反应是改造多于模仿。浅层次的改造体现在技术层面，如东方失蜡铸造技术中的蜡芯以沥青为芯被改成了以树脂和麸糠作芯。更多改造过程则体现在对近东图像主题的转换中。例如，东方主题的牛或牛犊，在希腊的环境中则转换成马或马驹。同样，阿提卡艺术家借用了近东复合生物的观念，但是随即创造了希腊特有的风格。同样的借用和改造也体现在希腊艺术家对东方生命之树的描绘，将其以本土的几何陶形式展现出来。这一改造过程还体现在对某些特殊主题的选择性借用，如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的群组图像，是典型的东方风格，但是在阿提卡的后期几何艺术家那里，变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位马夫被群马所包围，群马按两级或三角排列，然而又有两个人坐在中间的凳子或石块上，这又是典型的本土风格，很少发现有近东的原型。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东方原型的出现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排列的顺序或形式结构方面，而在场景的风格和具体图像方面的影响则少得多。正如默里所说，希腊艺术从来不是东方的派生物，借鉴和采纳都是创造性的。正是几何陶的叙述与东方自然主义的结合，让希腊的艺术，因此也是西方的艺术，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在艺术领域以外，学者们研究较多的是文学和神话方面的“东方化”。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与东方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荷马史诗虽于古风时代才最终成书，不过口头传颂已经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在传颂过程中，无疑吸收了多种文明元素。

　　自古以来就有学者将荷马史诗与希伯来圣经相比较———两者都是在以宗教和语言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单元中传播的历史、神学和叙述传统；两者在悲情主题（如以女儿献祭）、诗歌技巧（如明喻修辞）、宗教范式（如发誓与诅咒）等方面都有诸多共同之处。布鲁斯·卢登在《荷马的〈奥德赛〉与近东》一书中通过对《奥德赛》与《创世记》、《出埃及记》等近东文本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奥德赛》融合了多种不同的神话传统，所有这些传统都能在近东找到对应物。尽管从近东内部来说，这些神话或传说又分属不同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乌加里特等地，但大量故事都集中在旧约圣经中。默里认为，赫西俄德的《神谱》，其核心组织原则是“继承神话”，其结构和许多细节都与东方的继承神话高度对应。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令》，虽然其中详尽的建议完全是希腊式的，但该诗篇的总体设想让人想起东方著名的智慧文字，核心神话的某些部分与东方类似。伯克特也对希腊的宇宙神话与赫梯的库马比神话进行了比较，他还比较了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赫拉克勒斯形象与诸多近东神话的相似之处。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作品中的很多故事也被证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很多对应关系。奥林帕斯１２主神中，狄奥尼索斯、阿芙洛狄忒、阿波罗、阿尔忒弥斯都已证明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其他希腊文学作品，包括其他史诗、抒情诗、寓言，尤其是涉及神话传说的作品，都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其与东方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

　　三、“东方化革命”的想象

　　但是，“东方化革命”研究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证明这些相似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不是按照自身的规则独立发展起来。当然，学者们可以根据地理空间上的相互连接、年代上的先后关系作出一些推论。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希腊文学所具有的本土性特征。荷马史诗的英雄传统是希腊社会的独特产物，其中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体现的是希腊人独特的人文伦理观。尽管赫西俄德借鉴了外来的模式，但他的思想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他对社会的关注让他通过创造世代的观念将神灵的世界和人类世界联系起来，并从神灵那里派生出抽象的政治概念，这种思想模型在东方并无对应物。

　　神灵起源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某些希腊神灵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受到东方的影响，但是源头显然不是唯一的，并且在最终成型之时，已经完成了对其他文明元素的吸收和改造，所彰显的主要是希腊特性。以阿波罗为例，阿波罗显然是一个起源于希腊以外的神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阿波罗神名起源于北方，其神职主体起源于亚洲，外来文化元素在传播和融合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希腊原住民的某些崇拜成分。在人们对阿波罗崇拜的某一发展阶段，还吸纳了许多不同宗教元素和小的神祇，这些众多宗教元素和小神祇逐渐汇聚到“阿波罗”的名称之下。关于这些汇聚到“阿波罗”名称之下的宗教元素和小神祇的具体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知道有三种成分：西北多利斯希腊（Ｄｏｒｉ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Ｇｒｅｅｋ）成分，克里特米诺斯（Ｃｒｅｔａｎ－Ｍｉｎｏａｎ）成分，叙利亚赫梯（Ｓｙｒｏ－Ｈｉｔｔｉｔｅ）成分。然而，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艺术中，以阿波罗为原型的雕塑艺术形象的发展一直远胜过其他神祇，这种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勒洛斯的阿波罗神庙铸成那些青铜塑像之时（约公元前７５０年）。这些阿波罗塑像一般都是以年轻人形象出现，随着希腊艺术的不断成熟，这种形象逐渐上升到理想高度，经过后来的进一步净化和提升，而明显具有神圣性，赋予希腊文化一种特殊的气质，而代表这种文化的神就是阿波罗。甚至有学者说，“阿波罗是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一切使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特别是与周围野蛮民族相区别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美，无论是艺术、音乐、诗歌还是年轻、明智、节制———统统汇聚在阿波罗身上。”同样，其他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的神灵，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融合了多种文明元素，最终形成了希腊人所特有的奥林帕斯神系及其宗教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