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节俭美德包含克己之俭、义礼之俭、养德之俭、兴邦之俭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从修身、治国两个方面，从伦理、经济两个角度发掘了节俭的价值。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节俭观念的比较，表明两种节俭观各有其历史局限性，因此应当重新审视节俭与消费的关系，树立一种新型的节俭消费观念。 

 

　　【关键词】节俭；消费；伦理 

 

　　文章编号：1673-0380（2013）01-0013-02 

 

　　传统中国文化奉节俭为美德，其表现在消费领域，既是以节俭为荣、以浪费为耻的崇俭消费观念；而在道德层面，节俭内涵通过教人节制欲望，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意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节俭”的价值受到了严峻挑战，这集中表现在对其阻碍消费、抑制经济发展作用的质疑。但任何一种消费都是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对它的评价应包含经济与道德的双重维度，节俭观念亦是如此。因此，对传统节俭观进行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反思，成为当前消费伦理研究的一个紧要问题。 

 

　　一、传统节俭美德的内容 

 

　　虽然节俭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标准和功用不同，但节俭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指向却一脉相承，具有相对稳定性。 

 

　　1.义礼之俭。儒家重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对待财富，相比富贵与否，孔子更关注逐利方式是否正当。对财富无论追求还是享受，他都强调主观动机的合道德性，轻视获利多少的客观实际。他追求道德规范与经济行为的和谐统一，因此当义利不可兼得时，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儒家重礼，强调“俭不违礼、用不伤义”，重视礼对消费的等级规范。“俭”并非无原则的绝对的，而应以符合自身等级名份为前提。“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儒家既反对逾越等级、奢靡无度的消费方式又反对因过分节俭而不符合等级身份的失礼行为。 

 

　　2.克己之俭。荀子曾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荀子·荣辱》）。欲望，特别是对美食美物的贪欲乃人之本性，人皆有之。有些情欲合理，利己利人；有些不合理，害己害人。可是“理智无力；欲无眼”[1]，欲望本身并没有善恶评价标准。缺乏道德规范与价值指引、一味逐欲的活动会让人类陷入混乱。诚如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聋，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所以他告诫我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为了避免纵欲引起的灾祸，我们就必须“克己”以管理自己的情欲，但“克己”之功如何实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先贤们很早就看到了“俭”、“奢”同欲望的关系：“侈则多欲”，“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训俭示康》），欲壑难填，奢侈的行为会刺激人的贪欲，酿成灾祸；而“俭则寡欲”，“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同上），节俭可以教人们克制不合理欲望，培养合理欲望，因此节俭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克己制欲的应然之选。 

 

　　3.养德之俭。节俭不仅是一种消费观念，古人更是以俭为德。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朱熹也说“俭德极好，凡是俭则鲜失”（《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节俭即“节制”，节制内涵理性御己之意，因而“鲜失”。节俭也作“简约”，提倡“见素抱朴”、简约生活，以将精力用来追求更高的精神需要。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人的精神追求虽以一定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但并不限于物质生活。相反，人若一味沉溺于声色犬马，便会消磨志向，丧失精神目标。因此，于志宁总结道：“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旧唐书·于志宁传》）。 

 

　　4.兴邦之俭。“禁奢崇俭，美政也。”节俭既是美德又是“美政”。儒家很重视节俭对于裕民、富国的重要性。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并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他提出了通过节用而裕民，裕民而国富的美好治国愿景。荀子则更加明确的指出节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荀子·富国》）；他也很注重节约资源、积累财富，因此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天论》）。荀子还很推崇可持续消费：“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荀子·荣辱》），节约开支是为了有备无患，保持生产生活的可持续性。但他也强调“天下尚俭而弥贫”，社会上各阶层、各领域无差别的厉行节俭只能使人民更加贫困，是不可持续的。古人也很警惕“奢侈”对于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巨大破坏作用。李商隐曾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靡的行为轻则腐蚀人心、败坏个人道德，重则破坏社会风尚、亡家亡国。“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观》中认为奢靡的行为源于“毋度”，即人对自己行为的放纵。因此应当“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同上），通过提倡节俭来杜绝浪费现象、整肃奢靡的不良风气，此乃“国之急也”。 

 

　　二、“俭奢之争”的当代呈现 

 

　　人们对“俭？还是奢？”的争论从未停止，在生产力取得长足进步的现代，对“俭奢之争”的评价则更多仰赖于西方思想。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节俭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资本的积累客观上也意味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因此节俭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李嘉图则进一步指出，奢侈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而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则维系着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消费。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一方面赋予了人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人们将辛勤劳动看作天职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其禁欲主义价值观又视奢侈享乐为最大的“恶”，引导人们过简朴生活，从而为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可见他也认可节俭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即等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社会更依赖于资本在生产与消费领域间的流动来满足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时社会有效需求是否充足就成为决定生产是否可持续的关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指出，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导致生产环节资金断裂的关键，而消费需求的贫乏则源于传统节俭观念的束缚。因此虽然节俭是美德但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奢侈虽然是“劣行”但却利于扩大消费，发展经济。可见，不同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