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文字学的历史上，有那么几本书值得被铭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是其一，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亦其一。这些著作中凝结的，不光是作者精湛渊博的学识，还有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傲然的风骨。下面，让我们回顾《小学识字教本》艰辛的成书历程，这是文字学上的一座丰碑，也是近代学人潜心致学、冲决网罗的缩影。

 

　　？笏雷霆之笔隐于荒村

 

　　1942年5月13日上午，梅雨淅沥，气压低沉。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鹤山坪石墙院中，已经在病榻上躺了两天的陈独秀，还是挣扎着起了床，强打精神坐到了书案前。桌上摊放着最后整补中的书稿《小学识字教本》。这部书的出版拖宕得太久，必须抓紧完成它。陈独秀濡墨后挥毫写下：抛。“抛”是书稿下篇的第243字，按照体例，本该就这个今体字的字根、衍令，以及孳乳繁生的形、音、义诸要素加以诠释。不知是病中头晕抑或心绪纷复，从来文思如涌的陈独秀，写罢“抛”后竟在案前兀坐良久……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有诸多建树的文史学家。20世纪初，他引来了西方的民权典籍，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不遗余力地鼓吹推倒清廷。“五四”运动中，他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向黑暗和愚昧宣战，向专制制度宣战，是世所公认的新文化运动总司令。在新文化革命走向纵深中，他又窃来了马克思主义圣火，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光照亮中国，和李大钊一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毛泽东就说过：“对我影响大的莫过于陈独秀。”陈独秀的雄文激励了无数英豪，启迪了万千青年，在国共合作、工农奋起的时代潮中，爆发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等原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身陷国民党牢狱，出狱后竟落于“两间余一卒”的奇特处境。从来龙骧虎视、云行雨施的革命者，龙行大野却困于荒村，雷霆之笔只能剖文凿字。《小学识字教本》就是伴同他走过坎坷晚年的最后著述。

 

　　？笏身陷囹圄不移“五四”使命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最初匿居上海，用种种化名著文作战。反革命屠刀血雨腥风般扑来。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当敌人弄清了他是陈独秀长子和中共中央委员之后，竟残暴地将年仅29岁的他用乱刀砍死。1928年2月，陈乔年又因叛徒告密陷狱，6月被杀害于枫林桥刑场，年仅24岁。女儿玉莹（筱秀）从安徽老家赶到上海料理后事，目睹兄弟惨状，悲恸集心而殁，年28岁。鲁迅有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虎爱於菟（虎的别称），叱咤风云者也有人间心情，一连丧失三个子女，能不伤心摧肝！但当同志们去陈独秀隐蔽处慰问时，却发现他目光炯炯，一点也不迷茫。他回避不谈家事，而是拿出一份在丧子期间写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作垂询，同一个字，在北方如何读，在江浙、两广和湖湘川黔之地又如何读。斯时斯文，谁解其中味啊！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干犯天条造福于人类的窃火者和播火者，于是遭到天庭惩罚，被捆锁在高山之巅，任由兀鹰去啄食他的心肝。陈独秀就是革命的普罗米修斯。20世纪初，留日学生中发生了“快剪刀除辫”的事，即邹容抱住清庭留学生监督姚昱的脑袋，陈独秀动的剪刀，然后把这条发辫挑在竿上，作为奴隶性标志物悬出示众。他们遭开除后回国鼓吹革命，邹容写《革命军》，陈独秀办《俗话报》——他认为要当革命军马前卒就得以白话警醒群众，而僵化、贵族化了的古文则应视同发辫，当以革命的快剪併以除之。“五四”时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真是光焰四射，天下风从。鲁迅、胡適、钱玄同、赵元任等语文改革的先驱者，都同声斥责繁难化了的汉字，蔽锢性灵的古文是中华文化肌体中的结核。为了疗疾，陈独秀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国语和试行汉字拼音的多种方案，只是那时他处在帅位，着力抓纲，尚无余力投注于具体的事上。进党后，尽管他知道李大钊、瞿秋白、吴玉章等同志都很关心文字改革，其时正在革命，北伐战争接踵而来，这个事项也就未能提上日程。

 

　　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复理旧课，研制拼音文字方案，绝非是找精神避难所。他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思考：未来社会主人要成为文化主人，必须用多种手段摆脱愚盲。

 

　　要识他的忧乐先后之情，请读读这时他编辑的《革命文学史》卷首献诗吧——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丽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这也是因己及人的长歌当哭啊！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因是中共领袖及抗议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而入狱，被判了十三年徒刑。铁窗在前，镣铐在身，狱外文网又那么严密，陈独秀只有收敛风云之笔，转而谈易析文，继拼音文字的研究后，再以己饥己溺之心，帮助平民百姓开出条易于识字的门径。这样闲淡地谈文，会不会忽于宏观，和民间疾苦、现实斗争日渐疏离？具真佛性者能于一粒芥子识须弥世界。为马克思主义所武装的陈独秀，也就能结合中国历史，通过甲骨文、钟鼎文，隶篆楷草之变，从我们先人所经历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去认识汉文字的创造及其发展，并揭示其演进规律。同时也论证了文字发展史是社会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宣扬了唯物史观。当陈独秀的《实庵字说》等著述得以在《东方杂志》上刊布时，语言学界的专家们看到了陈独秀深厚的学养，别开生面，启人深思。革命者则能从寓义于文中感受到时代脉动，感悟到历史兴替。和1927年的拼音方案一样，他的字谈是在为人民请命，为扫盲清道，为“引龙出水”布风云。这位“五四”主帅在单兵作战中就是这样的披铠上阵，他谈的每个字都是甲胄上的铁片。他就是在这样的掘壕作战中，继续着“五四”使命——开启民智，捍卫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