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忍痛方面，我怀疑华人是属于斯多葛派的，都是生死场上打拚过来的，些许疼痛算得了什么。这大概和我们非常不信任吗啡类药物有关——在肿瘤医院，打吗啡等于放弃所有希望，谁想和民国时代那些形销骨立的“大烟鬼”沆瀣一气呢。我还是个实习生的时候，曾经造访过一个年轻的胃癌病人。她才四十出头，很安静，眼睛大大，整个人瘦得盈盈一握。我低头看了看病例，体重才八十磅，合七十二斤，而美国病人，最轻的也有她的两倍。过轻的体重和特殊的体质（人种不同，药物产生副作用也有差别，因体内的酶种类数量不同所致），带来用药上的隔阂和问题：医生总是掌握不好止痛药的剂量，太少了，没有效果，太多了，又出现大量副作用，昏睡，恶心呕吐，据说，比疼痛还要难忍。华人本就不太信任西人的止痛药，如此一来，更是满怀恶感。她丈夫告诉我，他们还没有放弃治愈的希望，他们在佛罗里达有一个给开草药的医生，时不时会飞去接受治疗。他说，她不能死，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们是第一代移民，奋斗了半辈子，总算可以享福了，他绝对不允许她死。他常常反对她用止痛药，认为吗啡会让那神奇的草药失效，剥夺他们最后一丝治愈的可能。我心里并不以为然，我想的是，她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无法忽略她二十四小时在病床上呻吟呼痛的样子——她偷偷告诉我，她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睡，躺在熟睡的丈夫身边，这世上无一人她能够求援。女人的一生，生育，哺乳，重病，濒死，一次又一次，在极度寂静之中的忍耐。可是我能向她那强势的丈夫说什么呢？我送给他相关的书籍，委婉地向他进言，长期的疼痛会引发抑郁症，就算他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让他妻子如此忍受痛苦也只会让她的情绪越来越消沉，彻底失去求生的意愿。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是在车里进行：我做完家访，他主动开车送我去地铁站，一路上，我绞尽脑汁地向他解释疼痛对人的伤害，告诉他如何和家里的半大孩子沟通，告知他们关于母亲的真正的病情。就像书里说的，汽车的车厢是专为敏感话题而设的完美环境：宁静，与世隔绝，交谈的双方可以清晰地听清楚彼此的谈话，却不用为目光要不要在对方脸上停留而感到尴尬。他究竟听进去了多少，我打从心底里感到怀疑。很快，寒假来临，被繁重的课业追赶了许久的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当然，开学之前也暂时不用再去实习。我不是没有想到过她，只觉得寒假很短，想要放纵，虽然死亡脚步匆匆，并不因为寒假而停止。开学后，我忐忑地打开病历，发现她因为病情危重，无法摄入食物，在小年夜被送到医院急诊室，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医院给她植入了胃造口管（G-Tube），当天夜里，她在医院去世。我至今无法形容我看到病历时的心情：最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更糟糕的是，我有所预料，却只是掩耳盗铃地袖手旁观。这个结果对我们单位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需要有人对此负责，至少作出解释。但是并没有人怪我：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人大概是这样的，而我也只是个实习生。但我知道，这是我职业上真正的起点，一个要永远背负的污点。我去参加了她的葬礼，棺木中的她看上去陌生，另一个房间里，回放着她生前的照片，我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忽然泪如泉涌，无缘无故地哭了整整一个小时，那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她，极其美貌，极其温柔，仿佛在对我说：“现在好了。”

 

　　以上是关于一个中国女人的疼痛的故事。硬币的另一面，是许多美国病人对药物的滥用。美国是一个药物滥用的国度——当然，中国也是，抗生素方面。不过，美国的精神类和吗啡类药物滥用的问题也许更加严重。有些病人只是对疼痛的耐受力低，记得在综合性医院跟着医生轮岗时，遇到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胰腺癌晚期，曾经是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对疼痛的耐受力很低，所以早早就用上了自助式注药泵，也就是说，他手里有一个按钮，觉得疼可以按一下，额外的吗啡溶液立即从静脉流入，不用呼唤医生或者护士。当然，按按钮的频率也有个限度，一般要等十分钟才能按下一次。结果，他一个小时按了一百多次（好在大多数都无效，不然已经死了），所有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我跑去问他，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既然我已经得了这个病……哪怕一丁点痛，我都不想忍受。”他看上去仍然很强壮，和在酒吧里跟女孩子搭讪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作为一个社工，我理当教育他，警告他，像火烧屁股一样开始自杀风险评估和药物滥用评估，写病历，写报告，一层一层往上报备，但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好的，那你就不要忍受了吧。”总之，他那貌似玩世不恭的笑容，他的肌肉，他的病史……使我无法对他产生恶感。当然，还有一类病人，会拿自己的止痛药去卖，和邻居一起吸到迷幻，然后转身问我们要更多、更多、更多……在佛罗里达州，对吗啡类药物的法规极度废弛，许多医生和病人沆瀣一气，毫不负责地大开方便之门，以至于许多人在周末开车十几个小时到南方，来一次说飞就飞的旅行。这个就扯远了。

 

　　美国社会持枪率很高，所以，做社工的，第一要防止病人饮弹自尽，第二要防止被病人开枪杀害。好在，当医疗社工，遇到第二种病人的情况比较少。相比之下，儿童福利社工才是高危工种，常有被儿童家长枪杀的新闻。我们时不时会遇到有自杀想法的病人。不论医疗多发达，重病带来的功能衰退终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有些老头极其倔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退伍之后，就一直住在自己亲手造起来的砖头房子里面，眼看着一天天衰弱下去，无法再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是打死也不愿意去养老院，更别提医院，或向自己远在外地的子女求助。而我们机构，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之外，并不提供二十四小时日常照料的服务。要雇人在家里照顾，那可贵了，每个月少则八九千美金，多则一两万美金，一般人都负担不起。我们只好问老头：“那你想怎么样嘛？”老头犟着脖子嚷嚷道：“把我的手枪拿来，马上解决问题。”我只是上班，可不是拍西部片，一听这话，只好坐下来做自杀评估和预防。毕竟，想到过自杀，和已经有了一个自杀的计划，那是不一样的。有了自杀的计划，还要有自杀的手段。比如服药死，要有药；上吊死，要有绳子。最常见的是饮弹死，谁家没有一两把枪。一般而言，女性偏爱服药，男性偏爱饮弹。白人男性的自杀率在所有群体里是最高的。老年人总体的自杀率虽然比年轻人低，自杀的成功率却比年轻人高上几倍。难道说这是生活积累起来的智慧？当我坐下来一本正经地和病人讨论他已经到了自杀行动的哪一步时，真有种极度荒诞的感觉，似乎我在和他一起制定着自杀的计划。有时候，我甚至不得不承认病人的想法不失其合理之处。在有着高度自尊心的病人看来，卧床不能自理的生活就像地狱一般，是对他/她人格的羞辱。有时候疾病的病程比医生许诺的长上了好几倍，病人等上帝等得极不耐烦，不知道这漫漫长路何时是个尽头。没有亲属的照料，垂死的生活的确毫无质量可言。病人如果有信仰，多少好些——想要自杀却又不敢，怕上不了天堂，大不了拉上组里的牧师陪我一起开导病人。病人如果没信仰，就有些麻烦。我只好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提醒他们专注于“内观”，而非外在机能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