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美国注册临床医疗社工,专为预期寿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服务。我每天花大约两小时在路上,开车到不同的病人家做家访。百分之九十的病人住在家中,由家属提供日常照顾,由我们提供以止痛、缓解症状为原则的医疗服务。剩下的百分之十住在养老院、常规医院或者善终医院的病房里。我的雇主是一家善终医院,而“我们”——是一个由医生、护士、护工、社工,神职人员以及音乐治疗师、按摩师、摄影师等组成的团队。当然,还有管理层,被我们临床人员称为TheDarkSide,月之暗面,负责约束我们的同情心和增加各种规程,以免遭病人起诉,使整个医院破产。每个社工负责三十到四十名病人,职责繁多,一般而言,七成时间用来和病人或者家属谈话,俗称心理咨询及干预;剩下三成时间用来和政府或社会职能部门打交道,为病人申请福利或者服务。总之,社工的核心理念就是将人置于其环境中进行考量(assessment),帮助这个人成为更完善的人(empowerment)。所谓——“燃烧吧!流淌在你血管里的拉面!”——因为拉面本在血管之中,所需的只是使其燃烧。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焦虑的陌生女人,她没头没脑地说:“我弟弟想要结婚。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愣了愣,安慰了她一下,让她从头说起。原来,她弟弟是刚从综合性医院转诊来的病人,我还没有从办公室拿到病人的信息。转诊来的病人,预期寿命不会超过六个月。她弟弟的情况尤其糟糕,全面肝衰竭,肾衰竭,进食已经非常有限了。医生的预计是一周到两周。而这个焦虑的姐姐,本人也是个急诊护士,她对情况的预计更加悲观。她觉得她弟弟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天,可以说,随时随地可能撒手人寰。她弟弟有个女朋友,两人同居四十多年,彼此忠诚,只是一直没去办手续。现在,他的愿望是,完成这个迟迟未走的程序。问题在于,他神志虽然清醒,却已无法离开病榻,去婚姻登记处当面申请。除此之外,他还要再等至少三天,才能拿到婚姻证书。他等不起。如果他死在婚姻证签发之前,那将成为他们夫妻毕生的遗憾。
于是一下子就变得像打仗一样。我连夜写了证明信,说明病人的病情,申请免去他的出场义务和三天的等待时间。第二天一早,我出现在病人家,让他们将申请和证明立刻传真给婚姻登记处。病人和我想像的有点不一样,形销骨立,已无力说太多的话,但思维仍然极其敏捷,还爱开自己玩笑。我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家庭婚礼。他惊讶地抬起头,说,当然好,可是。我说,我来安排。我找了单位的牧师,为他们作见证。找了音乐治疗师,为婚礼伴奏,还找了摄影师,拍摄婚礼过程,为他们制作DVD。同事们都非常支持,只是在两天之内临时找出时间聚在一起有点困难。不管怎样,婚姻证明总算在次日就批了下来,一个小小的婚礼也在某个晚上整整齐齐地举行了。病人最后还尝了尝烤肉。据说,他除了结婚,就是想再吃一点烤肉。
我当年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样的:要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最快的方法是去美国留学。因为美国据说比中国好,所以美国人也肯定死得比中国人更体面。至少,上海人大概很难死得体面(某些农村却可以,比如湖北土家族,在人死后跳丧竟夜,名撒叶儿嗬,既神圣,又宽松)。在我父亲去世的那所三甲医院,每天都有四到八具尸体从留观病房中拖出去。病床之间,堪堪容下一张躺椅。作为一个重症病人,左边的病友昨天死,右边的病友今天死,对于自己的状况,也就有了了解。陪床的家属,先是痛哭,哭累了就吵,骂医生,骂病人,直到病人在心烦意乱中离世,家属又是一阵号啕。哭骂声此起彼伏,昼夜不息。残存的病人因为病痛,彻夜彻夜地睡不着,辗转呻吟。家属因为烦躁、愤怒和疲倦,也是彻夜难眠。医生,护士,不是暴跳如雷,就是冷若冰霜。如此往复振荡,信号放大,很快所有人都如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幻境中。
而对我来说,理想的目标是:病人更深刻地理解生与死,家属在安慰中获得新生能量,病患的痛苦得到缓解乃至消除,家庭经济情况运转良好,陈旧性破裂的情感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愈合,病人死时面容平静,亲人好友手挽手在牧师的带领下为他祷告。医护人员在此过程中得到中产阶级典型的心理满足。
现实是,一半的病人就像圣人,正直,自然,幽默,充满了疗愈的能量,堪称人天师表,常常使我们感到,并不是我们在照顾他们,而是他们在照顾我们。另一半让我们像消防队一样疲于灭火:或是病人的孙子把止痛的吗啡偷去嗑了,卖了,一片奥施康定在黑市上可以卖到五十美元;或是暴躁的失语病人把结婚五十几年的老婆打了,用拐杖勾住她的脖子要勒死她。这些都是社工的职责范围,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如人猿般摆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真是刺激。所以,在车里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到后来,我连音乐也不放,享受暂时的宁静。
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系的凯博文教授有两本著名的书,《疾痛的故事》和《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以病人本位的立场探讨了疾病、疼痛和残疾在精神和社会中的意义。在我们的日常各项评估中,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疼吗?有多疼?”病人可以打零分,也可以打十分,零分是一点不疼,十分当然是疼到极点。不管打几分,都是病人自己说了算。有些人敏感,吃不住痛,有些人镇定,尤其是一些经历过大萧条的老太太,严格的斯多葛主义者,对疼痛的耐受力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不管对疼痛的敏感度如何,只以病人自己的主观反馈为准。虽然主观,其准确性和有效性在目前的主流学术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一般超过三,乃至于五,我们就不得不行动了,该下药的下药,还不行就用长效贴片剂、自助式注药泵,直到病人感到舒适为止。 |